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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强制执行基本原则 　　在论及中国大陆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建构时，普遍的观点是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缺少指导原则。[1]为此，理论界提出了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依法强制执行原则、目的实现原则、执行适当原则、公开原则、公正原则、权衡裁量原则、适时执行原则、比例原则、救济原则等以填补空白。但严格来说，行政强制执行是否具有自己的特有原则令人怀疑，因为作为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行政强制执行自应遵循行政法治乃至法治的所有原则。当然，作为行政权行使过程中一项相对独立的法律制度，行政强制执行与下列原则的联系更为紧密： 　　 　　一、人权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以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法定义务为直接目的的形式特点往往使人们只注重追求行政效率这一启动行政强制执行的始初原因，并在无形中成为确立人权原则的障碍。但是，人权保障原则对行政强制执行仍然具有支配性影响。 　　首先，从终极意义上说，行政强制执行之所以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因为人权既具有一种普适性的伦理价值，又代表了对公共权力的价值评价。从根本上说，人民建立行使公共权力的各种制度不是为了保护权力而是为了保障权利。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当这一种制度以维护人权为己任时，这种制度就将具有永恒的道德力量并具有持久的生命。 　　其次，从现实来看，现今行政强制执行中存在的绝大部分问题都与不尊重和保障人权有关。在现阶段，拆迁、征地、城市管理等行政强制执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国家形象、侵犯基本人权的突出问题，并或多或少成为人们怀疑行政强制执行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的主要因素。这从反面证明了确立人权原则的重要性。 　　最后，从行政强制执行本身的制度结构上说，人权保障原则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保障人权是行政强制执行的终极目的。有学者主张：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直接目的是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法定义务。”“从终极意义上来说，保障特定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价值所在。”[2]其实，行政强制执行之所以必要，就是因为行政相对人以不履行法定义务并破坏特定社会秩序的方式侵犯或妨碍了他人的基本权利。因此，“督促行政相对人履行法定义务”和“保障特定社会秩序的实现”都是直接目的，它们又都成为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这才是它们相互之间合理的层次关系。再如，保障人权也是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得以发展的强大动力。无论是将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分开，还是尽量抑制直接强制手段的适用、循着间接强制的思路但又跳出传统的间接强制模式去寻求其他丰富多彩的强制手段，这些都是“顺应民主潮流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观念日益发展的必然趋势。”[3] 　　 　　二、法治原则 　　 　　法治原则要求行政强制执行的设立必须依照法的规定。但是，由于中国统一的立法权力被肢解、大量的行政机关被赋予立法权力，因而导致理论界对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权存在争论。考虑到行政强制执行的需要和中国已有的立法现实，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行政许可法》的模式值得参照。具体而言，法律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执行；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其他事项的行政强制执行；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强制执行；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强制执行。临时性的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对地方性法规和省级政府规章设定行政强制执行进行必要的限制。 　　法治原则要求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必须依照法的规定。未经相应法律、法规授权，任何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实施行政强制。国家行政机关没有法律依据行使了行政强制执行权属于无权行政行为。[4]具体而言，在行政机关取得行政强制执行权阶段，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有法律根据。只有法律规定有权采取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才能享有此项权力；只有符合法定权力才能享有该项权力；行使该权力还必须仅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在行政机关具体采取行政强制执行时，也必须依法进行，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使用法律规定的方式予以强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和顺序予以行政强制执行。在行政强制执行结束后，法治原则还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 　　 　　三、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多种手段可采用的情况下，要进行多方权衡，尽量选择对行政相对人带来最小损害的手段，行政强制执行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采取。 　　比例原则的具体要求是： 　　第一，行政强制执行必须具有必要性。行政强制执行的采取必须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需要，如果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只涉及自己而不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就不得对之采取行政强制执行。另外，如果行政主体采取的行政强制执行威胁到行政相对人的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