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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私权保护在公权力行使中宪法学意义 　　摘要: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而隐私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刚刚颁布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将隐私权明确规定为民事权益的一种,但在科技高速发展、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隐患往往来自国家公权力对私权的干扰和介入。本文主要从公权与私权的对抗入手,通过分析隐私权的来龙去脉,从而从法治角度正视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提出为了秩序和正义的实现有必要对自由进行限制时,必须严格限定条件、范围和程度,将公共利益的实现限定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切不可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为权力的滥用提供借口。这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探讨,更需要公、检、法等国家机关以及律师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才能最终将公权力行使程序架构在惩罚犯罪、人权保障的和谐天平上。 　　关键词:隐私权;公权力;宪法权利 　　 　　隐私权保护在当今社会中是一个既敏感又热门的话题。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更是明确将隐私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加以保护。但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隐患往往不是来自平等主体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公权力的滥用。如2006年在网上热炒的“深圳妓女示众”事件以及2010年夏在公安部统一部署的“扫黄打非”行动中出现的“游街”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从公权与私权的对抗入手,重新审视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界定,以实现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完成人权保障的任务。因此,探索隐私权在公权力行使中的宪法学意义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从隐私到隐私权――隐私权的历史溯源 　　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某些不宜为他人所知的、应当完全属于个人范畴的感知的存在,这就是隐私。比如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懂得用兽皮、树叶等物品将自己身体的敏感部位遮盖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尊严,除此之外,原始人守护自己居住的山洞,不允许野兽以及其他部落的原始人群进入,从中体现出私生活不愿为其他群体所知的隐私意识。到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已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居住习惯,有了各自生活的房屋,也就有可能将隐私从身体范围扩展到居住的范围。当然,这时的隐私意识还远远达不到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层面,同时因为国家还未出现,也就谈不到公权力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在公权过分集中、私权不受重视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公权力任意践踏被统治阶级的私人权益,被统治阶级在公权力面前几乎没有隐私保护可言。但囿于生活方式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古代的公共权力肆虐于朝堂,但尚不足以对社会生活和个人领域实施完全控制。在传统的乡土社区和熟人社会中,存在自发形成的宗法伦理秩序,社会成员生于斯,长于斯,潜移默化,个人、宗族、社会浑然天成,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人我界别,隐私意识自然无从生长,其正当性也无法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1] 　　现代民主制度出现后,包括私人隐私在内的人格尊严之法律保护走上历史舞台,更充分体现了获得了平等和自由的人们对享受私人生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三种明显的发展变化:第一,信息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个人隐私利益的范围不断扩大。工业时代乃至信息时代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极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人们的隐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身体、住宅到电话、住址、人际关系等生活信息都被涵盖在个人隐私范围内,同时也更有可能被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更加快速、更加严重的侵犯,将个人隐私放在法律层面予以保护的呼声日渐增高;第二,宪政理念的树立为隐私权诉求奠定了宪法依据。在建立有限政府和法治社会为价值目标的宪政理念导引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出现了明显划分,人们普遍要求公权对私人领域的介入要有合理限制;第三,私权领域对人格尊严的关注使得隐私权保护越发受到重视。 　　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处于禁酒期。政府大量监听违反禁酒法的嫌疑人,1928年,联邦最高法院法官Brandeis在Imstead vs United Stade的政府窃听案中表示,“凡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国家行为,皆被视为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行为。”[2](P.128)从此,隐私权被视为政府不能侵犯的宪法权利。1965年,联邦最高法院在Griswold v.Connecticut案中,通过宣布禁止避孕的制定法无效,最终默示了隐私权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3](P.335) 　　可以说,历经一次次的思想解放潮流,一次次的社会变革风云,一次次的自由解放运动,人们在追求自由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加渴望自由的精神世界,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个人人权尤其是人格尊严的关注方面。公民隐私权在以上三重背景下孕育而生,成为人们追求自由生活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