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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契约与对正义原则证明 　　摘要：当代政治哲学对正义原则进行证明的主要方法是契约，这种方法的主要代表是契约论，契约论试图通过代表人在原初状态中的选择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但是，批评者认为，从契约证明的角度来看，契约论对正义原则的证明并不成功，功利主义也可以利用契约的方法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并认为这种方法优于契约论；而契约至上主义认为，应该基于一种比契约论和契约式功利主义更加彻底的契约方法来为正义原则提供证明。 　　关键词：契约；证明；正义 　　作者简介：晋运锋(1983―)，男，河南许昌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正义与善”(项目编号：09BZX045)和吉林大学基本科研项目“正义与应得”(项目编号：2009JC00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1-0082-05　收稿日期：2010-12-10 　　 　　当代政治哲学对正义原则进行证明的主要方法是契约，而契约的方法当中最重要的类型是契约论，但是，契约论却受到了契约式功利主义和契约至上主义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契约式功利主义认为契约论对正义原则的证明并不成功。代表人应该选择的是功利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契约至上主义(contractarianism)认为契约论(contractualism)和契约式功利主义都有致命缺陷。我们首先需要研究契约论的证明方法，以理清契约证明与正义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对正义原则的契约论证明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契约论证明的哲学家当中，最重要的代表是罗尔斯。罗尔斯认为只有那种能够得到所有合作者一致同意的正义原则才是最优的。由于人们具有不同的信念和利益，在现实中达到一致同意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设置一种理想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和代表人来设定这种原初状态。 　　罗尔斯利用无知之幕来去掉那些阻碍代表人达成协议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包括：首先，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或阶级出身、天生资质和智力水平；其次，每个人的善观念、合理的生活计划以及自己独特的心理特征；再次，每个人存在于其中的特殊社会环境。“各方所可能知道的唯一特殊事实是他们的社会在受着正义环境的约束及其所具有的任何含义。”除此之外的任何特殊信息都可能阻碍协议的达成和代表人对正义原则的选择。 　　原初状态中的代表人是合理的(rational)和理性的(reasonable)。一方面，代表人是合理的，其对自己的利益比较关心，“他根据偏好在促进目的上的好或坏来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且遵循那个将会满足其较多欲求并具有较大成功机会的计划。”罗尔斯把代表人基于合理性而追求的利益设定为基本善，即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等，他认为，每个人都期望获得更多的基本善。基本善可以有效地避免功利主义中功利的人际比较的难题，因为功利主义要求获得足够多的个人信息才能判断出某人功利的大小，但是，在政治实践中，这种信息是很难获得的。而基本善只需要关注收入和财富等极少量的因素，而不需要考虑其他更复杂的个人信息。另一方面，代表人是理性的，意味着人对正义的尊重，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接受正义原则的约束，这种理性的设置能够保证每个代表人对正义原则的选择和遵守。 　　在对原初状态的特征进行论述之后，罗尔斯认为可以由原初状态推导出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并认为这种正义原则由于功利主义。他通过两个阶段来论证这种推导，第一个阶段是代表人对最大最小化规则的选择，第二个阶段是支持两个正义原则的主要根据。 　　罗尔斯认为，代表人肯定会选择两个正义原则，因为原初状态中的代表人应该遵循的是最大最小化规则，它要求我们按照可选项的最坏后果来对它们进行排序，然后采取一种最坏结果优于其他选项最坏结果的选项，这种最大最小化规则的特征恰好符合原初状态和两个正义原则的要求。首先，最大最小化规则不考虑概率问题，而无知之幕排除了个人的特殊信息，代表人也不会考虑概率问题，其不会基于贝叶斯定理来选择功利最大化的原则；其次，最大最小化规则所关注的是最低保障问题，它不太重视超出这种最低保障的收入问题，而两个正义原则所要求的首先是对基本自由的保护和对最不利者地位的提升，这与最大最小化规则的要求相一致；最后，最大最小化规则所拒绝的对象都具有不可接受的后果，如最大化规则可能会以最大化为借口来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这与代表人选择两个正义原则的理由相似，因为功利主义也容易以功利最大化为借口来损害某些人的利益。所以，代表人对最大最小化规则的选择为两个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支持。 　　第二阶段是支持两个正义原则的三个根据。第一个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