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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研究语言学回转 　　摘 要：翻译研究只有以语言学的理论作为主干框架，才会对翻译活动有本质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出现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并非偶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确实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但是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外部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然而，翻译学的“语言学回归”并非回归到结构主义语言学，而是主要应该回归到普遍语用学的语言理论框架。 　　关键词：翻译研究；语言学回转；普遍语用学；翻译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7)12-0068-4 　　 　　Abstract: Only when we adopt linguistic theory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we acquire a substantiv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 this sens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ranslation studies today have taken a “linguistic return”.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reated a new perspective,but cultural studies are external studies only. Cultural studies should not and will not replace language as the subjec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However, the “linguistic return”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a turn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Rather, it should be a linguistic turn mainly to universal pragmatic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linguistic return, universal pragmatics, translation paradigm 　　 　　所谓转向，就是改变了原有学科的研究主题和观点，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变换。回顾翻译理论的研究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翻译研究经历了多次转向和范式的嬗变，主要包括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等等。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在翻译研究中有泛文化倾向。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翻译界出现了语言学的回转。（张美芳，2006）那么，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是要回转到原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吗？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讨。 　　 　　1.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吸收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发生的研究重点的变化。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主要发生在以色列、英格兰、德国、芬兰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产生了四股潮流，即操纵学派、翻译目的论、翻译行为论和解构主义或“食人”主义。一般认为，1990年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著的《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的问世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在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翻译中的文化加以研究，但是研究重点一般在于文化差异与翻译过程中词语的文化处理问题。（方梦之，2004：28）随着弗雷德里克?詹姆孙的《文化转向》一书在国内的译介和其它关于殖民和后殖民批评的书籍的出版，以及斯皮瓦克、韦努蒂和尼南贾纳等人一些有关翻译的文章在国内的广泛流传，“文化转向”这股风头越演越盛。（吕俊、侯向群，2006：102）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文化广泛成为翻译中的研究热点。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直至整个90年代，抑或一直到今天，我国译学研究表现为一种多元的态势，其中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翻译研究重心向文化的转移，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阶段，文化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内涵得到扩大；20世纪70年代是结构主义文化研究阶段，研究视角转向文本与霸权的关系；而在后结构主义阶段，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文化的多元性。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今哲学经历了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历程，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所涉及的实质是文化哲学问题。一切意义都是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