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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女性媒介形象符号暴力 　　【内容摘要】 通常认为,传媒形象“真实地”“直接地”再现了现实,而符号暴力的提出证明了这种说法的片面性,本文通过解析阐明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一种秘密的软暴力。 　　【关#8194;键#8194;词】 符号暴力;媒介;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 徐玲,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7级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女性教育。 　　杜学元,教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社会学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 　　 　　福柯认为,权利的运作和效力不在于它依靠外在的强力来改变人们的信念、迫使人们顺从,而在于人在媒介权利支配和控制的传播场中,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全然不知的改变了自己。媒介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和再现不是基于女性自然的形象描述,而是在外来权利的作用下定型的权利意志的形象,并强化了这些形象在女性生活中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暴力的体现。 　　 　　一、符号暴力的产生 　　 　　符号暴力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指的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1],其实就是一种符号的霸权。这种特有的霸权性质使它如同其他暴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支配性影响,而又与其他暴力相异的是,它的实施过程不是权利方单方面的暴力强加,而是由暴力对象通过自我异化方式与权利关系达成“合谋”来进行的。 　　首先,符号从它诞生开始就带有某种表意上的支配权。正如美国符号学家先驱皮尔士给出的定义:“一个符号#8198;(sign)#8198;,或者说象征#8198;(representation)#8198;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事物的某种东西。”[2]符号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本身存在着结构性支配的特征。当某种意义被建构出来时,符号的支配性就会凸显出来,谁掌握着建构权,谁就是符号暴力的实施者。又如布迪厄所说:“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这种权力并不处于以‘以言行事的力量’为表现形式的‘符号系统’中,而是在一种确定的关系中被这种关系所确定。这种关系创造了人们对言辞的合法性以及说出这些言辞的人的合法性的信念,而且,它正常运作的条件就是那些承受这种权力的人要认可那些施展权力的人。”[3]举例来说,所谓的贞操观不仅是男权意志的体现物,也是男权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符号权力。男人出于对于女性处女情结的病态爱好,将它塑造成女性纯洁之美的一个根本特性,并将此观念强加在女性的灵魂深处,使女性把对于贞操的保护变成一种自己的主动追求,甚至不惜生命,因此男性正是这种符号暴力的建构者和实施者。 　　其次,符号暴力具有特殊性。布迪厄曾指出:“任何符号支配都预先假定,在受制于符号支配的社会行动者那里,存在某种形式的共谋关系,这种合谋既非被动地屈从于一种外在的约束,也不是自由地信奉某些价值……符号暴力的特殊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要求那些承受符号支配的人具有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自由和约束之间那种寻常的对立站不住脚。”[4]在由符号构建的意识形态的世界里,人们既有的价值体系和认识水平都是符号意义的产物。人们遵从这样的价值和意识,并以此塑造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符合这个世界环境所建构的评判标准,没有反抗的意识。而同时,受符号支配的社会行动者又塑造和强化了这种符号的力量。“社会行动者对于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为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5]布迪厄将这种现象称为“误识”#8198;(misrecognition)#8198;,即所谓的“集体无意识”。 　　 　　二、女性媒介形象的符号暴力 　　 　　符号暴力来源于话语权,而任何媒介的传播形式往往都会涉及话语权问题,在社会资源和科技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种传播从来不是一个完全双向的互动过程。从社会责任论来说,媒介应该承担“供给公众真实的、概括的、明智的事件的记述;成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描绘社会各个成员集团的典型图画”[6]等责任,而现实中的媒介从未摆脱过权力的操纵,总要受到来自政治的或经济的牵制。媒介凭借其多样化的传播形式握有强大的传播话语权,而这种强大的传播权利又一直在少数人手中掌握,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看,这些少数人又是男性中心的代表。媒介形象就不可避免地经过了男权文化的调整,以表现男权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即男权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参与并完成了对女性形象的塑造。符号暴力的出现说明了媒介对女性形象的这种塑造已经隐秘的变成了暴力。“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7]。就媒介来说,它传播的内容是建立在受众参与的基础上,而反过来又作用于受众本身。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