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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掩蔽经验 待建构理论 　　〔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摘要〕 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为核心的社会中心主义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建立在英国-美国-法国经验基础之上的，但是，对这些国家制度变迁经验的全景式研究发现，国家的重要性在社会中心主义那里被淡化了，甚至被忽视了，社会中心主义只是这些国家部分经验的理论抽象。通过对二战以后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比较政治经济学试图为“国家”正名，为“社会”祛魅，而历史制度学派则给予国家和政治制度以学派和方法论的地位，分别是回归国家学派和比较制度分析。因此，中国政治学须需的“知识革命”首先需要从检视理论的经验基础出发。 　　〔关键词〕 国家-社会关系；社会中心主义；比较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学派 　　〔中图分类号〕D6；D6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001－12 　　 　　政治学须需一场“知识革命”，路径之一即是重新检视理论的经验基础。中国政治学发展得所以不够理想，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只接受别人的概念和理论，而不追问概念和理论是怎么来的，从而把那些基于特定经验基础上的概念和理论套在中国身上。更有甚者，在有些人看来，如果中国经验不符合既定的、习以为常的理论，就认为中国错了。这显然把理论当作信仰了。而中外政治发展的残酷教训又是，按照所谓“正确”的理论去设计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方案，很多国家陷入了泥淖而不能自拔，远者有二战后竞相模仿美国和苏联的发展中国家，近者有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因此，如果经验不符合理论，应该去反思理论，反思理论的经验背景，从而发现理论的真实经验到底是什么，理论回答了什么问题，理论又遮蔽了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工作要冒道德上的风险。 借用张夏准(Ha-Joon Chang)的话说，这样的工作“肯定会使很多人从理论上和道德上感到不安”，因为挑战了有很多他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被当作坚定信仰的说法；这并不是说新的研究更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只是期望能够使那些长期处于争议中的模糊问题（没有历史根据、甚至是道德层面的争议）变得清晰起来。〔1〕 　　作为社会科学的近代政治学是基于什么样的经验建构的？一句话，都是基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而形成的。简单地说，国家建设是国家权力中心的形成、权力从中心向外围不断延伸和渗透以及由此而整合国家和组织国家的过程，其中国家形成的组织者和发展次序是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此角度而言，我认为，至少存在两组经验六种模式。首先，从国家建设的组织者的视角，作为“理想类型”，至少存在三种代表性的国家建设模式，第一种是英美早期的社会力量主导型，第二种是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组织主导型，第三种是俄国-中国的政党组织主导型。〔2〕其次，从发展秩序而言，也至少存在三种代表性的国家建设模式，分别是英国－美国的宪政(法治)－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法国的民主政治－政治动荡下的经济增长－宪政民主、德国－日本的人格化权威结构－经济增长－国家失败－宪政民主。〔3〕不同的经验应该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比如国家中心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在本人的既有研究基础上，这里进一步深入讨论社会中心主义的经验与理论的关系。 　　 　　一、法国：社会中心主义的还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实验场？ 　　 　　在社会科学中，最流行的思想就是以“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社会中心主义。社会中心主义反映的是欧洲传统上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化观念，二者既分离又对立。不仅如此，国家还只不过是人类社会演化而来的一种社会设备，国家只是一种利益调节机关，实行最低限度的强制力，并严格遵循演化而来的游戏规则。 　　一般认为，社会中心主义（在很多时候等同于自由民主主义）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的经验的反映。我们认为，社会中心主义仅仅是特定经验即主要是英美的理论总结，而且是英美的不完全的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社会中心主义很难反映其他的经验。由于西方人往往把法国视为英美一类的经验类型，这里首先以法国经验为例，来说明社会中心主义的有限性。 　　首先，就国家建设的组织者的视角而言，巴林顿#8226;摩尔把英、美、法划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化道路，他模糊了英、美、法之间的内在差异，或者说他刻意把历史道路的巨大差异作高度抽象化的处理。法国事实上走的是一条国家组织主义的路线，即国家的官僚机器一直是现代化的组织者。中世纪英国的国家传统是“王在法下”原则下的有限君权，那么法国的国家传统则是“君权神授”原则下的无限君权，“太阳王”充分体现了在欧洲大陆和法国流行的“君权神授”思想。显然，一个强调的是社会的重要性，而另一个强调的是国家的重要性。不同于英国国家成长中的“自发秩序”，作为现代国家的法国虽然诞生于法国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