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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置英雄与信仰及其另类价值 　　[摘要]与“辛亥献礼”影片对比，《十月围城》在主流价值传达上的成功经验具有值得探讨的话语空间。再将其置于香港“英雄电影”序列，则在主体设置、价值传达与意义指向等多方面表现出差异，在“辛亥革命”这一话语的影像呈现上，《十月围城》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成功案例，它的存在让思想性、商业性、艺术性的和谐共振成为一种已然实现或并非遥远的可能。 　　[关键词]《十月围城》　英雄情结　革命信仰　主流电影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随着《辛亥革命》《竞雄女侠秋瑾》等影片以“献礼”的名义上映，我们选择重读《十月围城》向历史和构成它的个体致敬。与“辛亥献礼”影片对比，《十月围城》在主流价值传达上的成功经验具有值得探讨的话语空间。再将其置于香港“英雄电影”序列，则在主体设置、价值传达与意义指向等多方面表现出差异，本文试从被改置的“英雄情结”、被“道义”置换的“信仰”、及其作为“主流电影”，对同类影片创作启示等层面对《十月围城》进行再认识。 　　一、被改置的“英雄情结”：“传奇”的个体与“日常”的群体 　　在广大观众心目中，香港电影最擅长表现的就是各种类型的英雄人物。香港电影一直在尝试的，就是“光复”这样一个不乏“大侠”与“枭雄”的江湖，正是这样怀揣着根植于民间传说和江湖演义之上的“英雄情结”，创造了独属于港片的“类型”。黄飞鸿这样的江湖大侠也好，陈家驹这样的香港皇家警察也罢，甚至小马哥这样的黑社会成员都是深入人心的偶像英雄。 　　所谓“情结”是指“部分或全部被意识压抑而在无意识中持续活动的、带感情色彩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观念群。它能吸附许多与它具有一致性的经验，使当事者的思想行为及情绪受它的影响，执意地沉溺于某种东西而不能自拔，虽然他本人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由此，不难理解“英雄情结”就是人们潜意识里的一种本能冲动：对英雄的渴望。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会遇到不称心而又无法通过个人的力量来解决的问题，于是人们就渴望得到帮助，呼唤着英雄的出现。 　　1、港片里的三代“类型”英雄 　　港片里的第一代英雄是功夫大侠，他们武功盖世，惩恶扬善，黄飞鸿就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代表。自1949年香港电影导演胡鹏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和《黄飞鸿传下集之火烧霸王庄》，至1994年由徐克导演的《黄飞鸿之五龙城歼霸》，已有104部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系列影片。第二代英雄是黑帮英雄，他们是帮派和黑社会里的“领袖”。第一代大侠的“以武、德服人”到了这里变成了用暴力手段排除异己，以此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以吴宇森《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为例，虽然他不是黑帮老大，但是他的义气跟豪情却让小马哥这一人物形象闪现出别样的光辉，成就了香港人心中新一代的“偶像英雄”。第三代英雄就是平民英雄，比较著名的是成龙的《警察故事》系列。不管对手多么背景强大，陈家驹总能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成为代表社会公仆的理性形象，时刻维护香港社会的稳定和港人的利益，兢兢业业，将生死置之度外。陈家驹这个名字几乎成为80年代香港人民心中保卫香港安全的“真英雄”。这种安全感甚至一直延续到2004年《新警察故事》的诞生。这样的平民英雄形象寄托了香港人民对公平民主正义的希望，也由此引发了香港大量司法题材的影视剧的出现。 　　上述三代英雄让香港电影在观众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芙雄”又似乎总过于远离日常性。毕竟，能够用功夫成就英雄的职业少之又少，这一点上，《十月围城》是个例外，其中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化的“民间英雄”，其不仅以群像方式出现，且着重刻画其由普通人变为“英雄”的动态过程。 　　2、“群像”叙事：被置换的“个体”。《十月围城》的出现使得香港电影里的英雄终于不再是某个人的传奇，而成为群体。不管怎样的原因让阿四、王复明、刘郁白、沈重阳、方红等人成为了保护孙文的英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这一次的英雄再也不像以往那样靠某个人不顾个人安危就能成功的，英雄的成功得由一群人来成就。提到《黄飞鸿》我们想起的是李连杰而不会是张学友饰演的徒弟牙擦苏，提到《警察故事》我们会想起成龙而不是董骠饰演的窝囊上司标叔，提到《英雄本色》我们想起的是周润发而不是李子雄饰演的黑帮老大阿成。今天，提到《十月围城》，我们不会只想起某一个人，而会是人物群像，谢霆锋饰演的车夫，黎明饰演的乞丐，巴特尔饰演的小贩，甄子丹饰演的赌徒，王学圻饰演的富商，王柏林饰演的好学生，胡军饰演的保皇派，梁家辉饰演的革命党等。 　　3、“日常”叙事：被置换的“传奇”。与以往的香港电影相比，平凡是《十月围城》塑造的“新一代”英雄最显著的特色。影片中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人，甚至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例如，谢霆锋饰演的被收养的车夫，黎明饰演的吸大烟的乞丐，甄子丹饰演的养不起妻女的赌徒，巴特尔饰演的领救济米度日的小贩。的确，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