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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对洋务派作家文学创作影响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的规模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其内容由军工到民用，由文化到教育，多方面地展开。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近代文明，使许多新事物出现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洋务运动中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陆军，中国终于有了用新式火器武装起来、用西法操练的军队。洋务运动中创建了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中国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具，有了电报等通讯手段。洋务运动中兴建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中国有了一些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与旧式私塾、书院全然不同的新式学堂。有了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逐渐被译介到中国。西方文明伴随着新事物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犹如一股劲风吹动了中国封建社会这潭死水，引起阵阵动荡。在动荡中，因惰性积淀几近僵死的社会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传统保守观念构成的堤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一点一点地破损，形成一个个越来越大的缺口。新思想、新观念冲堤而入，并成日见汹涌之势。 　　社会思想的一个大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耻言利、轻科技的旧观念。在封建传统观念中，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之“本”，把工商看作“末”。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即首重士人，农民次之，而工商则排在最后。在封建传统文化中，人们一直奉行“君子不言利”的信条，所以，以君子自诩者，皆以耻于言利作标榜。在轻工商、耻言利的情况下，读书人只重政术、伦理，专攻典籍、词章，而对科技、生产的学问极少有人问津。对科技知识的缺乏就成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一大缺陷。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从西方国家由工商发达、科技先进而达于富强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国家要“求强”、“求富”，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科技。经营工商，讲求获利，是于己、于国都有益的好事。在新观念的催动下，一批资本雄厚的手工作坊主转而兴办新式工厂。一些士子们也放下线装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即所谓“格致”之学)和军事科学。科技之学从此在我国知识分子崇尚的“学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这一变革的推动者构成了中国近代一个极其庞大的知识精英群体，其中既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也包括冯桂芬、王韬、郑观应、马建忠、何启、陈炽、宋育仁等一大批洋务思想家。尽管这些人的观点见仁见智、时前时后，有时相互交映，有时彼此驳难，却都因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思想而被社会视为洋务派知识分子，或洋务派作家。 　　洋务运动的重要实绩之一就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考察人员、驻外使节。这一批频频接触西方文化的新式知识分子由于身在本国政府的洋务事业之中，亲身从事有关西方及西方文化方面的活动，所以，一方面，由于他们对西方情况比较了解，并常常接触到中西关系问题，比较具体地感受到中国遭受西方侵略压迫的屈辱，因而具有更深切的爱国感情和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直接为清政府服务，直接从事于谋求国家富强，抵御西方压迫，维护民族利益的事业，使得这种爱国感情有一个坚定的立足点。 　　洋务派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增强了实施“自强”新政的决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寻找一种国家、民族前进和文化发展的方向，深沉的忧患意识造就了他们这种执着的人文关怀。曾门四弟子之首的张裕钊在其《送吴筱轩军门序》中，揭露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误国，剖其弊端，鞭辟入理。指出“任事者”只好虚名，不务实际，“一旦有事，则其效，而茫如捕风”；并谴责那些“公卿将相大臣”，不顾朝廷大局，不顾国家安危，而置个人得失于其首，“忘其大耻而修其小忿”，这是“国之所以无强，外侮之所以日至”的主要原因。联系当时中国被列强瓜分的社会现实，作者的锋芒所向是很明显的。著名的洋务派外交家薛福成也同样主张变法，向西方学习，其思想基础乃是一种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他在《变法》中指出：“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西方）上乎？”洋务派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冯桂芬在强调学习西方“富强之术”的同时，亦认为“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采西学议》）学习西方，是为了超越西方，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自强心促使洋务派知识分子用其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之路。 　　“中体西用”的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最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议》）他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狂潮正向中国猛烈冲来，想回避也无法回避的时候，谨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19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洋务运动而产生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们也主张“中体西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