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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市场信用立法模式选择 　　摘要： 自从中央决策层提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以来，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部门或行业信用立法，与以北京市、上海市为代表的地方信用立法如火如荼、自成体系。然而，这种立法格局不仅杂乱，法律位阶低，而且易于发生规范之间的不协调，不利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全面、长远的建设，有悖于信用立法的初衷。为此，本文分析了中国现行市场信用立法的模式选择，提出建立全国综合、统一的立法模式的立法思路。 　　关键词：信用；市场信用；市场信用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6―0044―08 　　 　　自从中央决策层提出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以来，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部门或行业信用立法，与以北京市、上海市为代表的地方信用立法如火如荼，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各部门、各行业、各地方自成体系的信用立法。然而，这种立法格局不仅杂乱，法律位阶低，而且易于发生规范之间的不协调，不利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有悖于信用立法的初衷。为此，本文试图对中国市场信用立法的模式选择提出一管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社会信用立法与市场信用立法 　　 　　社会信用体系是指作用于国家范围的信用体系，其目的是在一国范围内建立和维护一个适应信用交易发展的软市场环境。与之相对的是地方社会信用体系，是覆盖一国之内某一特定区域的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层次分明、分工配合的制度系统，其具体内容包括：对信用行为及信用主体相互关系予以规范和保证的信用制度，能够影响市场主体信用水平评估结果的信用记录，由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的信用服务，政府管理部门对信用交易活动的信用监管等。 　　信用作为法学或法律概念，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存在，然而，只有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市场经济社会以后，信用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市场交易的润滑剂。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一切可以用于交易的东西都成为了商品，具有了交换价值，信用也不例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信用交易的规模和人均GDP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人均GDP在300至500美元时，信用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显，人均GDP在500至1000美元之间时，信用被大肆践踏；当人均GDP达到了3000至5000美元时，是整个社会信用的重整阶段；而当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时，社会信用进入良性循环阶段。按照这种理论，中国2006年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000美元，达到2042美元，应当介于社会信用重整之前的阶段。我们无法判断中国社会信用发展情况是否暗合了这一理论，但在中国现确实正在重整社会信用。 　　社会信用体系是包括市场信用制度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信用系统，市场信用制度是社会信用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是规范以营利为目的、以交易为媒介的市场主体信用活动的规则。社会信用体系除市场信用制度外，还包括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行业的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整套信用制度安排，需要建立协调运转机制，动员全社会分工配合，各政府部门多管齐下，共同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信用制度的大环境，市场信用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健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在这几项重点中，信贷属于银行信用，纳税属于企业与个人信用，合同履约和产品质量属于企业信用或商业信用，无不与市场信用密切相关。而市场信用恰恰主要由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构成。可以说，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础就是市场信用制度，市场信用制度建设的成败决定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成败。 　　市场信用是一个社会中最基础的信用，反映市场经济主体之间交易关系的性质和市场经济主体对经济预测的信心。缺乏信用的环境势必动摇市场主体的信心，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社会信用体系运转的中心是信用记录，社会信用制度围绕着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披露、传输、使用展开。而市场信用制度的核心也是信用记录，直接通过信用信息的征集、披露、流转、使用、矫正等环节设计权利义务，实现对市场信用关系的法律规制和调整。可见，市场信用制度是规范化的社会信用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起点。 　　市场信用制度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健全市场信用、恢复市场秩序的重要使命，并且是其他一切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市场信用制度建设水平直接决定了社会信用体系的运行效果，从而决定市场信用与市场秩序的状况。从立法角度看，社会信用体系立法施之过宽，几乎涵盖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包括了应当由道德调整的一些社会关系。直接立法规范社会信用关系，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障碍，而且由于调整对象过宽，易于流于形式，失去法律的严肃性。而如果按照行业分别立法，又易于产生大量立法重叠，造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