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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及其对中国扶贫借鉴意义 　　[摘要] 贫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与国家的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的问题，研究贫困理论对世界反贫困事业和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意义深远。中国反贫困事业和社会管理的改善要取得巨大突破，必须借鉴一切有价值的理论和做法，通过制订切实有效的扶贫政策以达到。国外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对中国扶贫有借鉴意义，故以此展开论述。 　　[关键词] 贫困 社会管理 阿马蒂亚?森 　　贫困是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古老而又现实的共同难题，同时与国家的社会管理（尤其与农村的社会管理）密切相关。当前，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障碍的因素之一则是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产生了诸多不稳定现象。因此，优化农村社区管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正是因为贫困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国内外学者对贫困的研究热情一直不减。至于何谓贫困，诸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其界定，但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贫困的理解随着时代的不同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变化。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贫困大致可分为收入贫困说、能力贫困说和权利贫困说。本文就对国外学者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进行简要论述，并阐述其理论对当前中国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 　　一、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的主要经济学贡献之一即是对贫困的研究。森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相对地比别人贫穷，贫困的概念中含有一个不能去掉的“绝对核心”，即缺乏获得某种基本物质生存机会的“可行能力”。[1]他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这是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2] 　　森所说的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指对于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从这个定义上看，可行能力就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3]森说的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4]一个人的“可行能量集”由此人可以选择的那些可以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量组成，因此人们实现生活功能的可行能力也包括“不带羞耻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或参与社群生活的能力”。[5]概括地说，森的能力贫困所指的就是一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任何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能力的缺失。 　　以可行能力的剥夺来看待贫困，不像收入低下只具有工具性意义，这种方法更集中注意具有自身固有的重要性的剥夺。虽然收入低下影响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但其是可变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诸如收入不平等、性别歧视、公共教育设施和医疗保健的缺乏、高失业率乃至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不均、政府公共政策的取向等因素都可弱化或剥夺人的可行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能力贫困理论比传统的收入贫困理论更合乎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收入贫困理论一般只针对“收入低下”，把对贫困的认识的变化统统纳入到以收入或资源占有量来衡量的概念框架中，[6]而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在承认收入剥夺与能力剥夺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关性的同时，肯定了贫困的实质是人的“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也即一个人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的被剥夺）。由此可以看出，森的能力贫困理论落脚点在于试图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1]森在阐述能力贫困时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纳入自己理论的范围之内，其贫困理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全新理念。 　　二、阿马蒂亚?森的“权利贫困”理论 　　阿马蒂亚?森认为，认识贫困不应仅停留在收入层面，更应考虑贫困者的生存状态。森还认为，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由于权利的被剥夺或者其他条件的不足造成的。[2]森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具体论述了贫困发生的原因及其与权利体系的相互联系。他指出，要说明饥饿现象，必须深入到所有权结构的研究中去，因为，“除非一个人自愿挨饿，否则就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3] 　　森认为，所有权关系是权利关系之一，所以，要理解饥饿，理解贫困的起因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贫困）问题放在权利关系中进行分析。在这里，森说的权利关系也即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所公认的典型的权利关系，其共包括四个方面：（1）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通过自己自愿交易所获得的东西；（2）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用自己的资源或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雇佣来的资源所生产出来的东西；（3）自己劳动的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劳动能力，并进而有权拥有与自己的劳动能力有关的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及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4）继承和转移权利：一个人有权拥有他人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但后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