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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孝经之孝道观在伦理社会正面意义 　　【摘要】《孝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今天再度审视《孝经》，从道德价值、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孝的观念与对孝的提倡依然不可或缺。本文通过分析《孝经》之孝道观在政治上的影响和在伦理社会的正面指向，探讨发扬经典蕴涵的符合现代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孝经；孝道观；道德价值；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4-0061-4 　　《孝经》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孝经》不但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的至德要道，同时也是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今天审视孝道观念的眼光显然已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但是从道德价值、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孝的观念与对孝的提倡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两千多年来，孝作为儒家道德体系的中心之本代代传承，随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我们今天再度认识《孝经》的思想与内涵，对于发扬这一传统精神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孝经》之孝的观念概说及历史地位 　　孝最初是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的称谓。《尔雅》说：“善事父母日孝”。《说文解字》解释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可见孝的原始涵义是赡养父母。 　　周朝制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使孝成为一种正式的人伦规范和礼仪制度。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但是当时主要的流派都讲孝道。其中儒家明确提出了“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等观点，将“孝”提到很高的地位，成为德行的根本。在以“以孝治天下”为基本国策的汉朝的统治下，孝道正式成为统治者教化的根本和治国的有力武器。孝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一种民族道德观和文化心理沉淀下来。 　　《孝经》作为一部儒家阐述其孝道和孝治观的著作，将道德、伦理和政治社会糅为一体，适应了古代农业经济和以宗法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需要，由于“孝道可通与治道焉”，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非同一般的尊崇和提倡。 　　汉朝自惠帝开始，诸帝谥号中都有一“孝”字，他们采取的措施大多都能从体恤民情出发，尤其以汉文帝为著。“以仁孝闻天下”的文帝曾颁诏废除秦汉之相坐律令和肉刑，“德厚侔天地，利泽旌四海，靡不获福焉。”汉武帝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育的主要教科书，形成制度。东汉诸帝要求天下人都讲诵《孝经》，经常褒奖孝行卓著者，以孝道作为王朝的国策。 　　唐代从李渊开始，就提倡《孝经》。《全唐文》中记载李渊曾下诏称“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唐高宗下令以《道德经》和《孝经》为上经作为贡举者的必修课。唐玄宗于天宝三年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唐朝人撰写的八史都辟有专门的《孝义传》、《孝友传》记载孝子的事迹。此后宋、元、明、清的统治者皆不遗余力地倡导孝行，推崇《孝经》。 　　孝行、孝道、孝治的观念在中国逐渐成熟，渗透整个社会和政府体制之中。中国是一个古老而特殊的伦理道德观发达的社会，孝道的提倡增进了人际关系的融洽，加固了社会与家庭的稳定，同时也增强了国家政体的稳固。汉、唐是我国历史上双峰并峙的黄金时代，由于非常尊崇和倡导《孝经》，同样拥有令后世倾慕的良好的社会风范。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有重要的启迪。 　　在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古代中国，孝成为人伦道德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思想价值不容忽视，同时也说明《孝经》中的某些基本精神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人类的共性在某些地方有契合之处，其对理想人格的锻造和心灵的自我享受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二、《孝经》之道德价值观在政治上的影响 　　《孝经》在开篇《开宗明义》中就首先提出了“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这“至德要道”就是“孝道”。儒家认为天子的行为是诸侯、卿大夫和士庶的榜样，而天子又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他的德行对王朝的兴衰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在《天子章》提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让天子的德行感化百姓，作为统治者，道德修养不仅是德化个性品质，更重要的是德化自己的政治作为。 　　在儒家“内圣外王”理念的支配下，政治活动的秩序就是要靠道德与理知成就高的人来担任政治领袖建立的。儒家思想认为道德与理知的资质能够产生政治秩序。受了这样价值观影响的知识分子自然觉得，作为知识与道德领域之内的精英，他们负有责无旁贷的政治与社会责任，他们必须用他们的知识与道德的资源在社会中建立政治秩序。而且他们要求政治上的领袖人物是大圣大贤，相信道德力量的强大，只要居高位的能成圣成贤，下面的百姓自然景从，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王以身作则，率先躬行孝道，那么他的光辉榜样就能教化臣民，效仿他自觉地行孝。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