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文学创作影响.docVIP

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文学创作影响 　　摘 要：南宋中期处在与金、西夏的对峙形势中，民族危机加剧，爱国士风高涨，由此影响到当时的文坛创作。鉴于学界对此研究领域缺乏全面立体的探究，故本文从文学与士风的关系切入，揭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诗词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南宋中期 爱国士风 词 诗 　　 　　士风，指士林风气，体现了特定时代中士人群体带有的共性的精神面貌。南宋中期灭国的现实，促使负有强烈使命感的文人对民族危机愈加忧心，此时士风一扫北宋末期的隐逸颓废之气，呈现出激越扬厉的昂扬风貌。文人期望报国杀敌，恢复中原，在慷慨悲愤的激情和英雄主义士风的影响下，爱国精神成为南宋中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学术界对此问题缺乏深入探究，故本文从士风与文学的关系切入，揭示南宋中期爱国士风对诗词创作的影响。 　　一 　　宋词，在产生之初是用来充当娱乐工具的，逃不出男欢女爱、浅斟低唱的框架。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引“上厕则阅小辞”，正说明了词体地位的低下。虽然经过柳永、苏轼、周邦彦等人的变革，词在内容和境界上发生了很大改变，使得吟咏性情、抒发一己之思的作品大量出现，但纵观北宋词坛，表达情爱、离愁别绪等的婉约作品依旧是主导并占据词体创作的绝对优势。 　　南宋中期，在经历了刻骨的亡国之痛后，爱国志士奋起救亡，士人思想中的淫靡之音被爱国激情所涤荡。此时的南宋词坛，“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爱国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中期文学的中心主题。 　　南宋词人陈亮，一生为了复国多次上书，反对妥协投降，为抗金救国呼号奔走。他的激愤言论与爱国行动招致主和派的嫉恨，多次被捕下狱，被世人称为“狂怪”。陈亮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j而未释，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海自振！”在他的词作中如此高昂的爱国情感亦有体现。且看这首《水调歌头》： 　　不见南师久，漫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隆兴和议”后，宋金定为叔侄关系。公元1185年12月，宋孝宗命章森（字德茂）为贺万春节正使，陈亮作这首《水调歌头》为章德茂送行。此词采用通篇议论的写法，言辞慷慨，充满激情，陈亮从消极的事件中敏感地发现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开掘词意，深化主题，使作品表达出不甘屈辱的正气与誓雪国耻的豪情，这首《水调歌头》正是他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 　　辛弃疾是南宋中期爱国士风的最高代表，一生为抗金复国奔走呼号，先后撰写了《美芹十论》、《九议》、《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惟疏》等多部政治军事论著。在《自治》中，他批判了“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1]的亡国论，坚定地“以光复旧物而自期”[2]。且看这首《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时在知镇江府。针对当时宋金对峙的形势，词人有深思熟虑的策略布局与军事构想并据此积极备战。然而统治者用其人不用其志，败局已露端倪，辛弃疾此时十分担忧，写下了这首被称之为“稼轩体”中“第一”（杨慎《升庵诗话》）的名篇。词中以老将廉颇自喻，如今虽已年迈，一得其用，仍有杀敌报国之决心，彰显了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感。此词将史实、人物、心境浑融一体，在词人的人生体验中重新整合成大气包举、生气远出的审美灵境，沉郁激壮，不得不言又不能尽言，味之无极。“辛稼轩……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3] 　　真德秀在《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二》中说：“北伐之举，宗社稷安危之所示也，雷同相从，如出一口，而争之者不数人。”[4]爱国情怀在南宋中期其他词人的作品也多有反映，如“腰下三尺光芒剑”（《贺新郎?弹铗西来路》）的英侠气概，“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甘。”（《沁园春?万马不嘶》）的雄心壮志，“只待功成方肯退”（《念奴娇?留别辛稼轩》）的报国信念等，正是当时爱国情感和英雄主义精神的最高体现。 　　二 　　宋诗的成熟经历了长期的演变。北宋初期的诗歌主要是对中晚唐诗风余韵的沿袭，以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为代表，成就不高。随着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