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时期江南书院文化传承价值取向.docVIP

论南宋时期江南书院文化传承价值取向 　　摘 要：书院自产生以后一向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它与文化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体现出特殊的文化传承价值取向。尤其到南宋时期，江南一带书院从各个角度和层次对传统文化加以选择、创新、传播和传递，形成鲜明的时代和地域性特色，对当时乃至后世书院与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江南书院；书院文化；文化传承；文化传播；价值取向；南宋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8)03-0172-06 　　作者简介：赵国权(1961―)，男，河南荥阳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日本中央大学访问学者。 　　 　　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及教育组织形式，自唐代出现后，如同官学和私学一样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但相比较而言，或从书院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来说，书院所发挥的文化传承作用似乎更大一些。尤其是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书院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期，书院的规模、数量及发展水平都远远超过了以前各代。单就其文化传承而言，无论是对文化的选择、创新，还是对文化的传播与传递，都形成极鲜明的时代和地域性色彩，对当时乃至后世书院与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导向作用。 　　 　　一、书院对传统主流文化予以选择与创新 　　 　　从文化与教育的内在联系角度上讲，教育具有对文化选择的重要功能，它总是将能够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优秀文化选择出来，并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传给受教育者，可以说没有文化选择就没有教育。同样，这种选择没有创新就没有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事实证明，书院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进程中，总是在不断地完善着自身的文化选择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书院对文化的选择一开始就一直与政治和社会的需求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一)对儒学加以合乎政治和社会需要的选择 　　自汉代将儒学定为官方哲学之后，儒学便逐渐演变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历魏晋至隋唐各代无不尊孔崇儒，作为主要教育机构的学校就承担起传承儒学的历史重任。至宋代，“重文”的政策倾向，使得各个书院都毫不犹豫地将儒家思想作为办院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急剧变革及文化中心的南移，儒学在书院文化格局中的核心地位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这主要体现于各个书院所制订的学规学约之中。 　　被誉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在为丽泽书院所制定的《乾道四年(1168年)九月规约》中明确提出要“以孝悌忠信为本”。如有违者，要动员周围人士加以“规之”、“责之”、“勉之”，对仍不知悔改者“除其籍”。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最有代表性，它将最能体现儒家思想精华及封建伦理道德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教学的最高追求，认为自尧、舜使契为司徒，就“敬敷五教”，故“学者学此而已”。将《中庸》中提倡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定为“为学之序”。同时，又把“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最后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而“经”之精华莫过于四书五经，于是将四书五经作为院生必读之书。绍定五年(1232年)，福建南剑州知州徐元杰为辖区学校制定章程《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其中为延平书院所定的“日习常式”，要求院生每天早上温习四书，“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 　　可以说，江南书院不仅依据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儒学作为传承的对象，还将儒学教育纳入书院教育发展规划使之制度化，从而形成没有与儒学不相关的书院这一客观事实。 　　 　　(二)在传承儒学的基础上实现自主创新 　　北宋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经过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等书院大师的改造，逐渐形成为社会所认可的新儒学即理学，主要学派有濂学、关学和洛学，略显地域色彩。至南宋，书院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增强，张拭、吕祖谦、朱熹、陆九渊、叶适、陈亮等人，遵循学术自由、门户开放原则，以书院为阵地，通过教学、科研和学术活动，在传承儒学的同时再次实现自主创新，主要标志有两点： 　　一是形成极具地域色彩的学派文化，且学派丛生，精彩纷呈。如胡安国早年就读太学时就极力推崇二程之学，建炎年间携家人及弟子自荆门至潭州，居碧泉书院、文定书院著述讲学，逐开湖湘学派之风。胡宏承继父业，奠定湖湘学派之基。胡宏弟子张拭以城南和岳麓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