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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制度下近代北京城市交通管理 　　摘 要：从清末开始至民国时期，警察机构成为北京交通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制定者和管理措施直接的实施者，在制定各种交通法规的基础上，采取了加强车辆登记管理、成立专门交通巡逻队、规范车辆停运、加强驾驶人员管理、强化道路管理、规范交通指挥手势等多种措施，但是警察在规范城市交通的同时也遭遇到了种种困境。清末民初，首都北京警察对交通进行管理成为当时全国城市交通管理的典型模式，也为之后以警察专管交通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交通管理；京师警察厅；北洋政府时期 ；北京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3-0062-05 　　在现有的成果中，有关近代交通问题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忽略了交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警察的重要性。实际上，从清末开始，警察机构已是交通管理制度最重要的制定者和管理措施直接的实施者。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北洋政府时期警察对北京城市交通的管理进行探讨。 　　一、多样化与复杂化：近代北京的交通变迁 　　据调查，清末北京的交通工具有轿、轿车、马车、骡驮轿、人力车、自行车、洋式马车、马、牛、驴、骆驼、大车、手推车等多种。[1]当时，北京大街，“中高数尺，左右两路，形即?控疲?又随意排列货物，车马行人，拥挤尤甚”。[2]义和团运动后北京设置工巡局，对道路进行整修，一部分大街已修成马路，成效“颇有可观”。[1]（20）有竹枝词称赞道：“大街拥挤记当年，高在中间低两边。一自维新修马路，眼前王道始平平”。[2]（126） 　　清末道路整修使局部交通得到改善，进入民国时期，一些旧式的交通工具如轿和牛、马等日渐减少，一些新式交通工具如人力车、汽车迅速增加，当时北京交通状况呈现出交通工具多样化、交通秩序复杂化的特点。 　　进入民国以后，人力车发展更为迅速，“每年加添三四千辆之多”，[3]大有“填街塞巷” 之感，[4]成为主要的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之一。到1926年，北京城内的营业人力车已达32000辆。[5]与此同时，汽车作为新式的交通工具，日益增多，“盛行道途”。[6]1919年，北京有“公府所用汽车9辆，旅京外所用汽车20辆，自用及营业汽车625辆”，[7]至1922年在京师警察厅挂号的汽车已达1600辆，[8]一年以后就已增至1700余辆。[9] 　　车辆增加，交通事故也同时增加。[10]市政部门对道路进行了整修，但远远不能满足交通工具迅速增长的需要。当时，北京的马路上，中间行走的是汽车、马车、人力车，道路的两边是拥挤的人群，旁边是一些固定或流动的摊贩，再加上穿插其中络绎不绝的自行车，甚至还有一些慢慢腾腾的骆驼队，当时的外国人称北京的马路为“尖刀”，的确是实情。[11]“一般交通者常因对于新增交通情态之急遽变化，未能了解，遂使交通事故，相伴而生。其因交通事故而罹死伤者，征诸事实，实属不乏惊人之数”。[12]当时的报纸上有关交通事故的记载几乎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数起。日趋严重的交通问题亟待解决。 　　二、制度化与规范化：近代北京警察的交通管理 　　进入民国时期，由京师警察厅负责北京交通的管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交通管理。 　　（一）车辆登记 　　清末巡警部和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仅要求人力车、马车、排地车三种车辆到警察机构进行登记备案。[13]民国以后，京师警察厅陆续修订了各种车辆登记规则，扩大了车辆登记的范围。 　　京师警察厅规定，人力车应呈报其所管区署，由其所管区署发放号牌方能进行营业。号牌的安钉便于京师警察对人力车进行统计管理。每个警区有自己固定的号牌。一定时间后，原有号牌多已毁损模糊不清时，京师警察厅制定新式号牌要求人力车进行更换，并收取一定费用。[14]为了防止车厂和人力车主为逃避缴纳牌照费用，不更换旧牌，京师警察厅派员检验，检验后方能营业。[15]车户更换新车时，必须将旧牌照呈报区署，倘有新车钉用旧牌照，或私售无牌照之车，一经查出，重罚不贷。[3]号牌的实行对于京师警察厅掌握人力车数量和管理人力车夫“成效颇著”。[16] 　　随着汽车的迅速增加，京师警察厅也加强了对汽车的管理，颁布了《汽车管理规则》，[17]规定凡是汽车，无论自用还是营业用均应把详细信息呈报警察厅。呈报警察厅后，车主应将该车定期送交警察厅检查车身是否坚固，机械是否完备，检查合格后才能发给执照，同时缴纳执照费1元。所发执照应常置于车辆内，以备警察检验。[17]（354）为避免危险发生，“车身不甚坚固者即当禁止驶行”。[18]汽车呈报检验合格发给执照后，还须购置京师警察厅指定的号牌两面，钉在汽车前后容易看到的地方。[17]（354）每一辆汽车对应一个号牌，在警察厅备案，可以根据号牌查明车主的相关信息。 　　对于其他交通工具如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