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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宫体诗审美价值 　　[摘 要]　浸透着南朝宫体诗派独特审美情趣的宫体诗，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流行的必然性，为后人展示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女性美，构造了诗歌结构的形式美，强化了诗歌诉诸听觉的音乐美和诉诸视觉的色彩美。 　　[关键词]　南朝；宫体诗派；宫体诗；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　1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4－0491－07 　　 　　中国文学史上的“宫体诗”，是南朝诗坛上出现的一种诗体。关于这种诗体的内涵，前人有各种各样的界定，倘若把这些界定整合而观之，那么，“宫体诗”就是歌吟女性或男女之情的“艳歌(艳诗)”，它们的外在特征表现为词采华艳、旋律柔婉、风格轻靡，永明以后的五言短制主要采用“新体”模式。这种诗体的称名固然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死后其弟萧纲入主东宫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这种诗体本身并不是萧纲当了太子后诗坛上突然冒出来的一批毒蘑菇。只要不把目光龟缩于东宫的萧墙之内，而着眼于南朝整个诗坛，就可以看出：“宫体诗”乃是有着恒久文学传承的中国文人心底潜藏的“美人”情结，在南朝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左右诗歌创作活动的产物；从事这种诗体创作的流派则发轫于刘宋大明、泰始时期，成长于南齐永明年间，隆盛于萧梁一代，衰飒于有陈王朝，绵亘宋、齐、梁、陈几达一个半世纪。 　　但是，自隋唐以后，“宫体诗”似乎成了承载着原罪的恶谥。文人史官从诗歌维系国家兴亡的传统价值论出发，把“宫体诗”贬斥得一塌糊涂，不是贬之为毫无价值的垃圾文件，便是斥之为冶容诲淫的色情诗。其实，任何曾经辉煌过的诗体、诗派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流行的必然性。汉末以来以迄南朝传统道德意识的淡化，宋、齐、梁、陈君臣对市井文化的追逐与热中，朝野之间“家竞新声，人尚谣俗”、“排斥正曲，崇长繁淫”的时尚风气，以吟咏情性、放荡声色、讲究辞藻、注重声律为特征的文学“新变”思潮，促成了诗坛“宫体诗”如明陆时雍《诗镜总论》所说的“声色俱开”，姹紫嫣红。其余波延及初唐乃至晚唐五代，影响甚至冲破国门，远涉海东。至今由集艳歌之大成的《玉台新咏》十卷，仍可以窥见当时“宫体诗”的繁荣景况。从“宫体诗”的形成过程与创作实绩观之，它也正如山水诗、田园诗或边塞诗一样，是古代诗歌中的一个品类，是古典诗苑中争奇斗艳的百花之一。对这样一种盛极当年、历时久远的诗体，决不能像韩愈那样，仅用“众作等蝉噪”一语便轻轻地予以扫荡。如果把宫体诗派置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衍变的历史长河中，给以历时性的扫描、意象建构的剖析和审美价值的审视，就会发现：南朝宫体诗派作家以其丰富的作品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吟咏情性”，传承了诗歌的永恒主题；变革求新，推进了古诗的律化进程；体物寓情，拓宽了诗歌表现的意象领域；同时，浸透着他们独特审美情趣的宫体诗作又为后人展示了特定历史阶段的女性美，构造了诗歌结构上的形式美，强化了诗歌诉诸听觉的音乐美和诉诸视觉的色彩美。 　　 　　一、女性美 　　 　　宫体诗的审美价值之一便是创造了南朝时代的女性美。诗中吟咏的女性身份各异，有舞女、歌伎、倡女、妃嫔、宫女、贵族妇女、织妇、捣衣女、采桑人、采莲女，古代历史上的女性陈皇后、卓文君、王昭君、班婕妤，乃至于幻想世界中的弄玉、织女、高唐神女、东邻之子、罗敷、秋胡妻、宓妃等等，但是，诗人在具体的描写中舍弃了阶层、地位的悬隔，模糊了现实、幻想的界限，只是把她们作为自己感性愉悦的审美对象，集中笔力去夸张她们的音声笑貌，去渲染她们的思情别怨。诗人们通过不自觉的抽象式的讴歌，塑造出具有南朝时代审美特征的“美人”形象，为她们设计了一系列醒目的审美特征： 　　 　　(一)雕　饰 　　 　　宫体诗派诗人表现的女性美很少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大量是凭借化妆和服饰修饰了的人工美。这与现代社会的时尚很有些仿佛，但却是南朝女性生活的真实反映。“京洛女儿多严妆”，她们在出头露面之前，总是精心打扮自己，没有化好妆就不肯轻易见人，如萧纲的《美人晨妆》所说：“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成。”有时即使化了妆，也还是“画眉千度拭，梳头百遍撩”(庾信《梦人堂内》)。甚至出了门，还得瞻前顾后，生怕妆化得不地道，江洪的《咏美人治妆》就曾写道：“上车畏不妍，顾眄更斜转。太恨画眉长，犹言颜色浅。”这种生活折射在宫体诗中，便形成了女性形象几乎无不傅粉施朱、妆铅点黛、佩玉鸣环、小衫广袖，试看张率、萧纲诗中的两位女性形象： 　　虽姿自然色，谁能弃薄妆?施著见朱粉，点画示赭黄。含贝开丹吻，如羽发青阳。金碧既簪珥，绮觳复衣裳。方领备虫彩，曲裙杂鸳鸯。手操独茧绪，唇凝脂燥黄。(张率《日出东南隅行》)佳丽尽关情，风流最有名。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粉光胜玉靓，衫薄拟蝉轻。密态随流脸，娇歌逐软声。朱颜半已醉，微笑隐香屏。(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