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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视角下隐喻语篇功能分析 　　摘 要：语篇分析是一门探索语篇的组织方式和结构功能的语言学科。隐喻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探索，重心逐步由词汇句法层面向语篇层面转移。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隐喻在语篇连贯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很多研究侧重隐喻在语篇中的修辞功能；尽管也有少数研究致力于探索隐喻的语篇功能，但他们大多以英语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研究相对来说仍比较薄弱。本文着重强调隐喻的认知作用，从表层语篇衔接和深层语篇连贯两方面出发，探讨汉语中隐喻的语篇功能。 　　关键词：语篇 概念隐喻 映射 语篇衔接 语篇连贯 　　一、“语篇”的概念 　　“语篇”这一术语来源于英语discourse（话语）或者text（篇章），学术界目前对“语篇”的定义还没有一致的看法。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语篇”下过不同的定义。韩里德、哈桑和夸克认为，“语篇”既可以指书面语，又可以指口头语；而利奇则改用“话语”来指称书面语和口头语；再如，库尔特哈德用“语篇”指称书面语，用“话语”指称口头语。 　　国内语言学界对“语篇”也作了定义。胡壮麟在《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中认为，“语篇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目的是为了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实现具体的交际任务或完成一定行为”；黄国文在《语篇分析概要》中，把“语篇”定义为“语篇由一个以上的话段或句子构成，它具有句法上的组织性和独立性。但是，语言中也存在着交际上具有完整性的单句语篇，如揭示语“No smoking”就属于这种语篇。” 　　鉴于上述问题主要是翻译和理解的问题，很难达到表达的一致，本文采取胡壮麟先生的看法：采用“语篇”来统称“篇章”和“话语”，“在使用场合确有特指的情况下才分说‘话语’或‘篇章’。同样，‘语篇语言学’和‘语篇分析’两种说法基本上是同义的，视个人所好。在这个意义上，‘语篇研究’可谓理想的折衷的说法。” 　　二、语篇分析的研究概况 　　语篇分析始于美国结构语言学家哈里斯。1952年，哈里斯在美国《语言》杂志上发表论文《语篇分析》，标志着语篇分析进入探索阶段。到了70年代，语篇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成果，重要专著有韩礼德与哈桑合著的《英语的衔接》，该书首次指出“语篇”是任何长度的，在语义上是完整的口语和书面语的段落。此外，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入门》，可视为系统功能主义的语篇语法。至今，语篇分析已经吸收了语言学、社会学、符号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大众传播的精华，取得了丰硕成果。 　　“隐喻”这一术语发展至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已经突破了传统的修辞学范畴，进入到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当中。 　　在西方，传统修辞学的隐喻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00年，那时隐喻被看作是一种“附加的”、可有可无的“装饰”，人们称作它“修辞格”。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就是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来表达同一意义的语言手段，被称作“替代论”。他指出，用隐喻法给事物起名时“应当从同种同类的事物中取得，这个字一经出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件事物是同种的事物”，“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须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这些论述中包含的“相似性”思想，构成了“比较论”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古代，“隐喻”被看作是“譬”和“譬喻”的一种。早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譬喻的思维和辩论方法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孔子《系辞》中主张“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墨子?小取》中说道：“辟也者，举它物而以明之也。”；魏晋南北朝刘勰有言，“物虽胡越，合则肝胆”，相比的两种事物虽然像胡越两地一般相隔千里，可有一点相合，就像肝胆一样相亲相近。 　　总的来说，无论是古代的西方还是中国，都把隐喻看作是一种修辞现象。 　　进入20世纪30年代，理查德斯在《修辞哲学》中首次提出了“互动论”。布莱克（1993）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互动理论，突破了隐喻在传统修辞学中的词汇层面、静态观察的局限，把隐喻放在动态语境，即句子和言语行为中来考察。这促使人们把隐喻研究当作一种修辞现象变成语义现象来对待，传统修辞学的隐喻也逐渐向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隐喻转变了。 　　真正使隐喻认知研究这条主线更加明晰的是在70年代末，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基本方式。这一认识促使隐喻研究开始从修辞观转向认知观。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在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深化了我们对隐喻思维存在的普遍性认识。他们认为，隐喻不是一种独特的思维现象，而是人们日常思维和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或缺的认知机制。对这种机制的探讨也就成为当前隐喻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所探讨的隐喻就是这种认知领域内的。 　　我国关于隐喻的研究，尤其是认知视角下的关于隐喻的理论来源于西方，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关于隐喻的语篇连贯功能也多是停留在传统的修辞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