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丝路契约精神武内绍人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研究.docVIP

西域丝路契约精神武内绍人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研究 　　[摘要]武内绍人（Tsuguhito Takeuchi）专著《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研究》出版发行以来，在国际敦煌西域学界引起广泛反响。这部著作对于中亚古藏文契约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并进行研究释读，其中对于古藏文契约种类格式的研究成果突出。武内绍人还根据契约内容格式努力还原吐蕃统治敦煌西域时期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这些对于敦煌西域研究的学术研究方法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此外，西域丝路的“古代契约”精神对于现代中国诚信社会与法制人文建设也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关键词]武内绍人；中亚；古藏文；契约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2-0085-03 　　20世纪初期，日本敦煌学界认识到西域敦煌研究中多族群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开始陆续派出留学生前往欧美学习中亚古代语言。吉田丰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粟特语，武内绍人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习古藏语。熊本裕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于阗语，森安孝夫与高田时雄则在法国巴黎分别学习突厥语和古代汉语。这批学者学成回国后，学术成绩斐然，开辟了日本学界西域敦煌研究的全新局面，被称为日本“新敦煌学派”（Young-Ton）。其中武内绍人在印第安纳大学期间，跟随白桂斯（Christopher. I.Beckwith）系统学习中亚及吐蕃帝国历史，以及古藏文学习。为全面认识中亚古藏文契约，武内绍人走访英藏、法藏中亚古藏文文献，对于其中古藏文契约进行择录、分类与释读。1995年，武内绍人完成博士毕业论文《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The 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②。这部著作由于内容广泛，专题突出，视角独特，引起敦煌及西域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迅速在国际上掀起对西域丝路多族群契约文化的研究兴趣③。 　　一、武内绍人及中亚古藏文契约研究 　　武内绍人在书中主要收录古藏文契约文书58件，汉文契约文书2件。这些契约文书形成于公元9世纪前半叶，吐蕃帝国占领敦煌西域时期。1906年起，斯坦因和伯希和组织英法考察队，对敦煌西域历史遗迹进行大面积的考古探险，收罗整理大量历史宗教文化物品和文献资料。其中古藏文契约文书主要来自于塔里木盆地南部和河西走廊，包括米兰、麻札塔格、达玛沟、卡达里克、敦煌及吐鲁番盆地。古代丝路上的这些人类活动聚落遗址（国都、城市、佛寺、堡垒、墓葬等），受到伊斯兰、希腊、佛教三种文化的影响，展现了多种族群语言的频繁交流互动，互相影响的文化商贸盛况。其中许多商道“属于东西交往要道，位在和阗沙州一道，同拉萨吐鲁番一道的交叉点上，从西方来的商队于涉足可怕的浑塔格沙漠之前，必须在此处预备粮食饮水”[1]（P.76）。斯坦因在古代建筑废墟中，起获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料与物品。如米兰古堡中“发现些写在柽柳木札同纸上的西藏文字”。“同时发掘出不少小件物品”。“纵观这些古物”，可以使人想起八九世纪时，屯驻一个前线战略点，与中国边界戍兵对峙的吐蕃戍兵之日常生活，甚至最细的末节，亦一览无余” [1]（P.79）。在中亚出土的古藏文契约中，武内绍人首先将这些契约文书进行分类和综合论述。其次进行了考释和翻译。他将这些契约文书分类为买卖（sales）、借贷（loan）和雇佣（hiring）契约三大种类。 　　二、武内绍人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 　　斯坦因在敦煌和西域收集的大量文献资料，成为国际敦煌西域学研究的启端。其中许多学者关注于古藏文资料并进行释读。这些学者包括托马斯、普散、乌瑞、佐藤长、藤枝晃、山口瑞凤、森安孝夫、白桂思等。托马斯进行了集中的汇编和整理，但是并没有进行具体分辨。武内绍人也发现当时的信件、法律文书和神谕还没有进行广泛的研究。他率先开始对古藏文契约进行整理、释读、分类和研究。他希望发现并研究所有现存古藏文契约，尽可能收集调查古藏文契约文献为深入研究历史和语言提供基础性资料；根据惯用语进行分类；为每一种分类设定契约的惯用语。为达到这样的研究目的，武内绍人通过单篇文献的解读与文献总体的对比，来实现“解释残损文本，辨认未知文字，澄清复杂表达，复原潜在格式”。通过古藏文契约文书的集中分析与分类比较，武内绍人也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研究风格，即“尽量研究各种文献所有种类，集中研究格式及结构表达”。这种独特研究方法，使得中亚古藏文契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三、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特点及其社会背景 　　中亚出土古藏文契约文书的研究方法，是由其独特的语言文化背景及契约格式特点决定的。与藏文佛教文献的宗教性，编年体文献的文学性不同，古藏文契约文书中包括常用语及习惯用语及一些典型用法。古藏文契约遵循严格的格式，很可能参照了汉文契约的格式发明而来，只是采用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