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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法治建设模式转变逻辑及其路径 　　摘要：文章追溯了中国法治建设模式最初选择政府推进型的因由，并对这一模式在当下的实践困难展开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发掘其向政府与社会互动型模式转变的因素，并探讨其完成该模式转变的路径。 　　关键词：法治；政府推进型；社会演进型；政府与社会互动型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7）06-0111-09 　　自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便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其五年一次的党代会报告中不断重申并加大法治建设的力度，将其提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中央政府在其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亦不断总结法治建设的经验，分析法治建设的困难，并布置新一年的法治建设任务重点；地方政府则应市场需求与中央层面的要求，提出了“法治浙江”“法治湖南”等地方法治建设的主张和任务，并以地方法治指数来衡量法治的治理绩效。这是政府视角的观察。此外，还有社会视角的观察，陕西药家鑫案、永州“上访妈妈”唐慧事件、河南新密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以及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维权（新《新政诉讼法》实施第一年的全国法院一审行政案件同比上升50%）。民众参与法治建设的深度、广度、力度均在不断加大，而学者、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阶层亦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骨干作用。中国的法治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也离不开民众的参与，还离不开法律职业阶层的支持，每一方的作用都很重要。但问题是，不可能每一方均主导中国的法治建设，即便只有一方在主导，其他方的不同组合也意味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那么，这些法治参与者是以怎样的方式在整合力量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呢？这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它还是一个实践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前景。从现有文献（规范性法律文件、研究成果等）的分析来看，中国法治建设模式的最初选择是政府推进型而非社会演进型。现在则开始了向政府与社会互动型转变，地方政府作为法治建设的“中间变革”力量不容忽视。这是法治实践的选择，这种实践选择的逻辑何在？如何推动模式转变的完成？则是法治理论应当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法治建设模式的最初选择 　　从理论上讲，法治建设的基本模式大致有四种：（1）权利定向模式。强调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权利话语，用以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主旨的人权来建构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议大量移植外国法律制度；（2）改良主义模式（也称建构理性主义或政府推?M型模式）。强调政府在法治建设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力量建设法治；（3）历史主义模式（也称经验理性主义或社会演进型模式）。强调法治的自然演进并遵循渐进发展的规律，并认为法治不可能依靠政府推进或移植就能建立，必须从中国本土资源及其法治实践中演化出来；（4）“折衷主义”模式（也称政府与社会互动型模式）。强调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以政府推进法制改革为主，以社会自然生成的法治制度与精神为辅。而中国法治实践的最初选择是政府推进型模式。 　　学者普遍认同的是，中国法治实践选择政府推进型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体制①。在这种体制面前，民间性的制度创新活动或者为政府接受、认同，或者为政府反对、阻止。即一方面是政府在能够接受和认同民间性制度创新的情况下，使之上升并转化为政府扶持和推动的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则是该民间性的制度创新超越了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便为该僵化体制所遏制。在政府既不允许也不支持改革的情况下，该民间性的制度创新活动注定要承受并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而这是它所不能承受的。质言之，在没有政府默许或支持的情况下，民间性的制度创新活动不可能单独成为中国制度变迁的主导力量。这意味着社会演进型模式不可能在中国一开始就被接纳，同时也意味着权利定向模式、政府与社会互动型模式不会被中国第一时间采纳。 　　因为根据权利定向模式的要求，政府必须在尊重人权的主旨下大量移植国外的法律制度，即通过权利限制权利、权利限制权力的方式实现法治。但是，中国客观存在的强大政府体制决定了权利保障存在实际的困难。即该模式要求权利在实践过程中自我谦抑，在认为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通过救济的方式来保障权利，因而要求法院不能以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拒绝提供救济。但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上的起诉条件有“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限制，意味着中国的司法救济是有条件的。即便《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近期改革了立案制度，改实质审查制为形式审查制――即立案登记制，但其实为“准立案登记制”，即不会因为立案登记而回避立案过程中的实质审查，且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进行及时阐明以阻止其进入审理阶段。这意味着，凡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案件均不能获得救济。并且，强大的政府体制还意味着僵化的权力运行机制，表现为权力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