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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物造型艺术设计对电影叙事影响 　　回顾中国电影美术的发展史，可谓是创作者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历程。当今电影美术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整体造型观念的设计、镜头画面的设计、表意型造型功能的强化以及美术设计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等等。可见，造型意识的觉醒、造型手段在影视剧作上的意义成为当今电影美术发展的重大突破。电影造型最本质的艺术创作任务是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因此，人物形象的造型设计作为影片整体造型设计中最重要的一环，其作用可见一斑。 　　一、 人物造型的设计元素 　　在影视艺术中，对人物的表现可以用另一个更直观的概念来表示――“造型”。人物的造型包括表层和深层两种。 　　（一）表层人物造型 　　通过化装、服装、随身道具等造型手段体现，不仅指人物的面部特征，毛发式样，衣帽鞋袜及其装饰品物、随身道具等等。表现出对人物的年龄、身份、职业、社会属性，性格脾气、体态风度及志趣爱好等，并能显示时代、民族、地域等特点，它往往与影片的题材有很大的联系。例如，电影《我这一辈子》旧时警察的苦像造型，《白毛女》中喜儿满头白发由人变鬼的造型，《小兵张嘎》中积聚孩童个性的战士形象，《董存瑞》中高举革命之炸药包的经典之躯……这些经典的银幕造型，无一不深入观众脑海，引发无尽的回味。此外，道具也是电影中必不可少的物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陈设道具，另一类是戏用道具，一般指演员随身佩带和使用的东西。道具一定不能失真，并应合人物、时代、特定环境相配。电影《红高粱》中的碗、酒缸、酒罐等，“道具物以及服装、化装、置景比正常的造型要笨、要粗、要土、要大”[1]，通过对形的夸张和变化，从形态中体现出神韵，这种原始自由的粗犷与张扬，构成了影片的外在形式风格。 　　（二）深层人物造型 　　更进一步的人物造型，则要通过剧中人物之“表”反映出人物的思想、情感、心理等潜层方面的内容。回顾我国的优秀电影作品，“第五代电影”的人物造型独具鲜明特点。例如，电影《红高粱》轿夫们光秃秃的脑袋，赤裸的上身，肥大的缅裆裤，是对中国北方旧式农民粗犷豪放的个性张扬；《黄土地》中翠巧的对襟小棉袄，粗直的大辫子；还有憨憨的毛盖头型，身上的红肚兜儿，体现出十分浓郁的中国西北情。 　　二、 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 　　一部优秀的电影在重视造型的同时，也要十分注重对故事情节的叙述和对人物的刻画，将造型和叙事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将造型的表达完全融入到对情节的刻画、人物的表达等戏剧性的需要之中，而不作为一种独立的表意系统存在于影片中。人物造型对电影叙事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可分为对比、象征化符号： 　　（一）对比 　　电影中的人物造型要作为一种造型元素，渗透到银幕影剧作之中，可把人物造型分成个体人物和群体人物造型来分析。例如，在电影《黄土地》中，父亲、翠巧、憨憨、顾青等个体人物造型都各具特点，在造型方面突出了人物性格气质，父亲的麻木、翠巧的纯真善良、憨憨的傻气，顾青的真诚，使人物造型能有效地切入剧情和主题之中。相对于个体人物，在这部影片中，群体人物造型也充满着令人感畏力量：撼天震地的腰鼓人物的群体造型和祈雨阵人物的群体造型，前者意味着生命本身的积极进取的力量，后者则表现着不知所终的盲目的力量，两者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情绪状态――自由欢快和愚昧麻木，影片显然是想要说明，这两者都是中华民族性格的成分，是这片“黄土地”上生成的民族文化的必然的两面，这两种群体造型的对比成为导入剧作内在主题的要素。电影结尾的段落里，在祈雨阵中与群体逆向奔跑的憨憨，始终无法挣脱群体的包围，这种群体与个体造型力量的对比，对个体命运结局产生灰色性的暗示，民族历史状态的揭示，通过造型传达出主题性深刻的寓意，意义深远。 　　（二）象征 　　象征作为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能够通过特定的视觉形象，以引起观众的遐想，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特性观念、理想和情感，它是故事意义的开发和延伸。法国文艺评论家阿?爱德华指出：“象征是一种艺术形式，它既满足我们描写现实的愿望，同时也满足我们超越现实界限的愿望。它给我们具体的东西，同时也给我们抽象的东西。”[2] 　　（三）隐喻 　　隐喻是以一种事物的形象特征来比喻另外一种事物的抽象含义，使原来的事物形象的含义得以深化。“它既非暗示，亦非提醒，也不是对比和类比，而是彻底取代，是无所顾忌的有形有色的实在，是对习见事物与意义的重新评估。”[3]电影《幸福的黄手帕》中最后出现在整个银幕上的黄色手帕，既是对出狱男人期待妻子认可的一种隐喻，也是家中妻子期待丈夫归来的隐喻。这时黄色代表影片中的主要道具，其造型力量不可小觑，呈现出的不仅仅是视觉效果上的明亮和醒目，而是通过黄色在影片中视觉语言的表意作用，隐喻人与人之间的期待与盼望，确切地说是妻子与丈夫之间的相互期待与盼望。从观众的角度而言，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