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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肉搜索伦理价值 　　[摘要]郑根成所撰《人肉搜索的伦理反思》一文，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但夸大了“人肉搜索”可能带来的伦理危机，从而误判了“人肉搜索”的伦理价值。事实表明，“人肉搜索”是21世纪的新生事物，网民借助网络沟通和交流。查找与发布信息，或相互帮助，或探寻事实真相，必要时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支持与弘扬真善美，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这是互助与正义等伦理道德观念在网络时代的必然实践，近年来的实践也不断证明，其正面的社会作用和伦理价值远大于负面的因素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要充分相信广大网民整体上的道德素质和自律能力。如果对“人肉搜索”立法，就要有利于这一伟大实践的进行，并对其加以科学引导和合理规范，而不是限制这一实践的开展。 　　[关键词]人肉搜索　道德实践　伦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6-0148-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人肉搜索”以其强大的社会影响不断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不仅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对其热切关注，而且新闻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心理学界都发表了大量的相关学术论文，文学界发表了一批相关小说，伦理学界对这一社会现象也较为关注，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从伦理学角度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浙江财经学院伦理研究所副教授、哲学博士郑根成所撰《人肉搜索的伦理反思》一文(以下简称“郑文”)。郑文的题目虽然是《人肉搜索的伦理反思》，但主要是围绕应否对“人肉搜索”进行立法来分析的。郑文经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2011年第1期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拜读之后，受益匪浅。我欣赏郑博士研究问题的方法，特别是该文强调对“人肉搜索”立法必须从伦理角度来思考和入手的提法相当新颖，这符合道德和法律相互关系的原理，也是该领域立法必须遵循的价值判断原则。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笔者产生了与郑博士不同的意见，不吐不快，写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第一，我不完全同意郑博士对“人肉搜索”类型的划分，我不但反对将“人肉搜索”笼统地入罪，而且反对将“人肉搜索”匆匆忙忙直接入法；第二，虽然“人肉搜索”隐含着一些负面因素，出现了一些不良的个案，但我不认为“人肉搜索”可能导致一系列伦理危机。恰恰相反，我认为“人肉搜索”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人们运用网络这一便捷的舆论工具，学习知识，参与社会生活，进行道德评价，支持真理与正义的伟大实践，是网民群体道德水准的集中体现，是人类自身播撒阳光雨露、弘扬真善美的自觉行动，有着巨大的伦理道德价值，其负面的因素是完全可以通过加强和改善网络监管以及网民群体的自律行为加以及时修正或弥补的，大可不必视“人肉搜索”为洪水猛兽，过分夸大其负面影响，从而匆匆忙忙作出对其加以限制的举动；第三，我不同意郑博士针对“人肉搜索”专门立法的观点，也不同意将“人肉搜索”入新闻法，而是主张对“人肉搜索”可能引起的负面后果，用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方式来加以规制。 　　二、“人肉搜索”的类型与运作机制 　　我们要研究“人肉搜索”的伦理价值，必须从分析“人肉搜索”的类型与运作机制入手，从中发现“人肉搜索”的功能、特点、发展趋势，判断其产生和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一)从“人肉搜索”类型的界定来看其存在的合理性。 　　郑文将“人肉搜索”的基本类型分为以下几种：社会监督型，惩恶型，挟私攻击型，娱乐、恶搞型，公益型，商业型。我认为郑文的分类方法缺乏标准，因而逻辑关系显得较为混乱，不仅层次不够分明，而且主次不作辨别，好丑混为一谈，模糊了不同“人肉搜索”行为之间的天壤之别。这种不作辨析的分类方法，不利于我们对“人肉搜索”的总体把握，难于理解“人肉搜索”的功能，容易模糊其正面意义和负面效果之间的界限，不利于我们得出“人肉搜索”是否应该存在的结论。 　　我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和标准看待“人肉搜索”，就会产生关于“人肉搜索”的不同分类方法。从道德评价功能的角度来分，可分为扬善型和抑恶型：扬善型“人肉搜索”褒奖和弘扬真善美，抑恶型“人肉搜索”揭露和鞭挞假恶丑，两者爱憎分明，但都是通过道德舆论的力量来干预人们的行为，净化社会风气。从参与社会管理功能角度来分，可分为监督型和救济型：监督型“人肉搜索”监督公共机关工作人员或公众人物的言行，使其更好地行使权力或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不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或拥有的社会地位捞取不正当利益或损害社会的健康发展；救济型“人肉搜索”自发为社会弱势群体、灾民等提供救助，号召全社会献出爱心，弥补了一些社会管理真空，起到了各级政府、各种团体和慈善机构的助手作用。从是否具有商业性的角度来分，可分为商业型和非商业型：商业型“人肉搜索”追求商业利益；非商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