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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免于追诉制度立法完善 　　［内容摘要］ 在我国建立免于追诉制度存在着诸多障碍，本文就此进行了分析，并从完善免于追诉制度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立法设计。 　　［关 键 词］ 免于追诉;障碍;立法设计 　　［作者简介］ 李铁根，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研究 　　 　　我国现有的刑法及刑事政策中自首、立功、不起诉的规定，面对新的犯罪事态，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免于追诉”制度的建立则为贪污贿赂犯罪的侦破提供了新的思路。 　　“免于追诉”也称“刑事豁免”或“刑事免责”，即以证据强制为目的的免除刑事追诉，具体含义是当公民行使其“拒绝证明自己有罪特权”而拒绝供述、作证或者提供证据，国家机关不能获得证明某一犯罪事实所必需的供述、证言或其他证据时，可以通过免除一部分共犯者的刑事责任的办法，从而强制其进行供述、作证或者提供证据，以证明其他共犯有罪，追究其他共犯者的刑事责任。这时，部分犯罪嫌疑人具有证人角色。建立该种制度，正是为使国家犯罪惩治更具有适应实际情况的必要弹性和活力，也是基于“两害权衡取其轻”而进行的利益选择，又贯彻了反对自我归罪的国际刑诉法的原则，它有利于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有利于保障人权，符合国际潮流的发展。 　　 　　一、与免于追诉制度相类似制度的反思 　　1.与免于追诉制度相类似制度的规定。我国目前并无立法层面上的免于追诉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和坦白从宽刑事政策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具有与免于追诉制度相似的效果。我国《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392条第2款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67条和第68条规定的自首和立功制度，都规定了“免于追诉”的刑事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这样以免除处罚为根据的刑事免责进行不起诉处理，就成为检察机关突破行贿人心理防线，取得关键性口供的有效武器。 　　2.酌定不起诉制度和坦白从宽政策的缺陷。酌定不起诉制度和坦白从宽政策与免于追诉制度相比，有其自身立法不能克服的局限性，使得其在实践中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某些免于追诉由检察机关做不起诉处理，行贿人的最终地位处于不确定状况，不利于促使他们如实彻底交待有关问题。贿赂犯罪中，行贿行为和受贿行为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查处受贿犯罪的时候，这类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行贿人大多都构成犯罪，其供述彼此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根据现行刑法上的规定，在行贿人被追诉前主动坦白交待行贿行为的，要由有关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进而决定是否起诉。是否起诉决定权在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根据情况而做出，嫌疑人最终地位的不确定状况影响其如实交待和作证。（2）免于追诉无后盾保障，行贿人证词时常出现不稳定性。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证人不如实作证或不作证的有处罚性的保障。由于行贿人如不作证或不如实作证没有“强制作证”制度中的免于追诉，难以保证行贿人出庭如实作证，或出庭作证不翻供。（3）相关制度不配套，坦白从宽承诺难以实现。刑罚的处罚决定权在于法官，我国目前未建立求刑权等一系列制度，侦查人员通过对行贿人做出从轻处理承诺而获得其行贿证词，却难以兑现从轻处罚的许诺，让被告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丧失了司法诚信。 　　 　　二、免于追诉制度的建立在我国面临的障碍 　　1.建立免于追诉制度的前提条件不足。从实质上讲，“免于追诉”是“公民拒绝证明自己有罪特权”与“公民个人对政府负有提供证据的义务”之间互相妥协的产物，而我国当前并不存在这样一对需要平衡的权利。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证人特权规则几乎是一片空白，既没有诸如职业特权、亲属特权、公共利益豁免等的特别性规定，也没有类似于“拒绝证明自己有罪特权”的一般性规定。公民在一般意义上单方面地向政府承担着提供证据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仅有义务检举揭发其他人，也应当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本身就是法定的证据种类，可以作为证明疑犯自己有罪的依据。因此，倘若“免于追诉”对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某种启示的话，似乎也仅局限于法律在确保证人作证或者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时应当规定实体性惩罚（如藐视法庭罪的制裁）。假设要在我国直接适用“免于追诉”，法律首先应当赋予公民“拒绝证明自己有罪特权”，或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样既建立了“免于追诉”的逻辑前提，又实现了和世界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