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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影响中国古代民法生成及发展文化因素 　　[摘 要]中国古代的法律，是“礼”与“刑”的完全融合，其中虽然包括了古代全部的法律文献，但是以确立权利为基础的体系化的成文的民法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于忽视“个人”，不讲平等，不讲权利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制约了中国古代民法的发展。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变革总是取决于自身特定文化背景，所以在我国当前的民事立法中，仍然应当注意传统习惯的重要性，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把握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民法；影响 　　[中田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久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08-0049-03 　　在中国古代社会，尽管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形式，也存在着今天称之为“民事”的种种关系，但并没有产生出可以称之为“私法”或“民法”的法律。而数千年以来中国只有一种法律，就是“刑律”，有学者称之为“礼法”，它是中国古代“礼”与“刑”的完全融合，是法律与道德合二为一的混合物，其中虽然包括了古代全部法律文献，但它们却不能称为“民法”。忽视“个人”，不讲平等，不讲权利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它们与民法所强调的“人格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民事权利神圣”等基本原则相悖。这些特征成为影响中国古代民法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族主义，忽视“个人”，不利于个人本位的形成 　　 　　“个人本位”以平等、自由和人的尊严为主要内容。在民事活动中，“个人本位”就是人人都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人人都是民事主体，都具有从事民事活动的资格，这种资格是与生俱来的。近现代西方各国民事立法无一不遵循这一原则。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君权、父权、夫权、强调家族主义，向来忽视“个人”，这与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在西周的宗法制度解体之后，宗法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个体小家庭的纽带，并形成了由血缘关系凝结起来的家族组织。在家族时代，家族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职能，包括宗教、教育、经济以及现在专属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个人被束缚在家族的身份网络之中。一个人最基本的身份首先是某个家的成员，在家这样一个伦理实体中，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作为父权家长，习俗和法律赋予他们各种权利，同时身为一家之长，他不但要对家内成员承担各种义务，还要作为家的代表向社会和国家负责。家人共同犯罪，一般只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如，晋代举家逃亡，家长处斩。《唐律》规定“诸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若家长共犯，止坐尊长。”疏议曰：“家人共犯者，谓祖、父、伯、叔、子、孙、弟、侄共犯，唯同居尊长独坐，卑幼无罪。”《唐律、户婚》也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也就是说，父母和祖父母对子孙有主婚权，因而，他们要承担嫁娶违律的全部责任，对婚姻当事人则不予追究。另外，家长还必须向国家负担经济方面的义务，比如向国家缴纳赋税、应付徭役、申报户口等。从上可见，家长实际也只是家的一部分，他必须遵循“礼法”所规定的种种义务，而不能象真正的个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在家族时代，子女在家中亦无独立的人格和地位，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在民事法律关系上，子女并非“个人”，不能作为“个人”与他人发生任何社会关系。首先，子女没有财产权。(札记．曲礼上)曰：“父母存，……，不有私财”；《礼记．坊记》亦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又(札记．内则)：“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明确规定严禁子孙擅自动用家财。唐宋律均规定：“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即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明律改为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法律还严格禁止子孙私自典卖家中财物。(宋杂令)规定：“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只有当家长在外化以及为兵戎所阻的情况下，才能请求州县给予凭由，进行交易。否则，“物即还主，钱没不追”。如果卑幼欺骗尊长，擅自典卖、质举，或者伪署尊长姓名，都要依法严处。元代的法律也有类似规定：“诸典卖田宅，须从尊长书押，”否则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实际上，子孙不仅无权过问家内财产，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子孙本人就是父母的财产。他没有身体的自由。身体发肤得之父母，自然应由父母支配。甚至，父母将子女典质或出卖于人，在情理上也是允许的。西汉初年，汉高祖曾颁布诏令，“民得卖于”。又据《汉书．严助传》：“民待买爵赘于以接衣食。”如淳注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