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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古典末期雅典城邦精神重构失败 　　摘 要：古典末期，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挽救深陷危机的雅典城邦提出“重构城邦精神”的政治思想。但其思想中对个人意识、理性、多元差异的强调却瓦解了城邦整体主义精神，深化了城邦精神危机。从思想与现实来看，雅典城邦已不能适应已变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必然走向衰落。 　　关键词：城邦危机；城邦精神；雅典城邦民主制 　　国内史学界对希腊城邦危机与城邦精神有诸多研究，成果丰硕。但以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对“古典末期城邦精神危机与城邦精神的重构”研究较少，本文尝试以雅典城邦为例进行分析。 　　1 雅典城邦精神危机 　　古代末期雅典在物质、制度与精神多方面均出现危机并相互影响。后期雅典的物质与制度危机有所缓和，精神危机却日趋深化。 　　持相对主义与怀疑论的智者是城邦精神危机的先驱。雅典青年向他们缴费学习雄辩术以更好谋求私利，中断了与长辈的城邦意识的承接关系。“智者的正规教育取代了责任意识和尊重市民的非正规教育，对那些有才华的个体从其社区与家庭中分离出去发挥了推动作用”。2他们动摇了城邦传统。 　　雅典城邦精神的基础是城邦整体主义与城邦至上原则。雅典城邦精神危机深化的表现则是“外表上依然保持城邦基本结构，但逐步失去内部的凝聚力与外部的扩张力”；公民的爱国主义与集体意识日益淡薄，个人意识弥漫。 　　2 三位哲人对城邦精神的重构与瓦解 　　（一）三位哲人对城邦精神的重构 　　苏格拉底并未提出具体的政治建议，而是引导人们去追求真理与美德以正确思考与生活。他提出“认识你自己”，鼓励人们运用理智去认识各种美德；由于人的理智是有限的，需要自知其无知与爱智慧；不要轻易地接受流俗的观点意见，因为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通过归纳论证法获得普遍定义。在苏氏“美德即知识”的逻辑中，只要人们获得真知，就实现了最高的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城邦危机也将消失。 　　柏拉图认为城邦存在的意义在于实现正义，重构城邦精神的意义也是如此。正义的城邦一定是完善的城邦，能促进公民的最大幸福。所以，重构城邦精神的问题便等同于城邦如何得以完善的问题。对此，柏氏的政治思想是将理性内化后的一次充分运用与超常发挥，这点在《理想国》与《法律篇》有重要体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为实现最高的善，即正义而存在。亚氏重构城邦精神的政治思想大致可归为三点： 　　第一，必须正视并承认公民的个人私利及其社会差别等经济因素，城邦政治架构需要包容现实中多元的利益并达成平衡。 　　第二，国家必须实行法治，正义原则由法律规定保障。 　　第三，城邦进行中庸统治，有两点体现。一是“最好国家的中产阶级要超过两极端的阶级，这种国家才有秩序，实现和平安稳”。4二是城邦规划与管理要中庸，政治法律运作、国土、人口及公民品性等方面不能走极端。 　　为重构城邦精神，亚里士多德采用现实主义取向，以公民个人的利益为立足点，承认其正当性，反对绝对平均。不仅在思想层面直接肯定了理性主义，并在操作层面以之作为政治架构的方法。 　　（二）三位哲人对城邦整体主义的瓦解 　　整体主义的城邦意识深深嵌入城邦的实际，“城邦是至高的存在，它优于个人。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受任何制约限制，而个人自由没有制度化保障。从根本上说，个人自由屈从于公民共同体”。城邦的存在与政治实践正是以城邦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维系着现实中公民与城邦利益的一致性。 　　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挽救城邦提出的政治思想倡导主观反思，肯定多元与差异。现实中个人多元利益的存在及其相互矛盾性使集体意识逐步瓦解，进一步加深了城邦精神危机。“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发现，传统道德体系在逻辑上没有基础。年轻人对传统的信仰就此被摧毁，同时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传统成为其精神支柱。对城邦的信仰也发生了动摇。” 　　3 雅典城邦衰落的必然 　　（一）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城邦信仰的冲击 　　持久的战争拉大了不同阶层公民的经济差距。城邦危机后，个人意识觉醒的公民更加难以达成城邦整体共识。高度凝聚的公民集团名存实亡，这是雅典城邦必然走向衰落的标志，也暗示着任何挽救措施难以奏效。 　　小生产者是公民集团的基础，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使诸多雅典小农失地破产。雅典政制中，土地所有权与公民权利相绑定。失地农民的政治地位与权利递减；且战后雅典出现财政危机，社会补助系统功能减弱，参与城邦公共活动的收益减少。 　　（二）公民对城邦共同体信仰的破灭 　　城邦共同体信仰的破灭有三点原因，即城邦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弱化、雇佣兵制的盛行以及雅典民主制的制度性缺陷。 　　首先，雅典城邦公共文化活动的减少导致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削弱，使城邦共同体信仰失去结构性的来源支持。 　　其次，雇佣兵制日益盛行，贫困公民为谋生计而成为雇佣兵，公民兵一定程度上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