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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生存文化草根性特征 　　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挑战的手段，同时又是这种适应的结果。作为一种适应的过程，空间、时间和人的因素构成了文化的三个维度。不同的族群对不同时空的适应，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模式。生存文化是一种以“生存”为旨归的文化模式，因自然空间狭小或自然资源短缺而导致族群生存危机，不得不通过流动来拓展生存空间完成生存空间再造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模式，它具有鲜明的“草根性”。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史的观点和方法，对生存文化在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所呈现出的“草根性”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　生存文化；草根性；人脉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08)08－0245－04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挑战的手段，同时又是这种适应的结果。作为一种适应的过程，空间、时间和人的因素构成了文化的三个维度。不同的人群对不同时空的适应，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模式。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说：“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一员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也就是说，人是文化的载体，但人之文化性格的定型与特定生存条件密切相关，或者说，地域文化作为地域族群对其所生活环境做出的一种挑战性回应，其文化模式与地域生存环境之间有着很强的对应性。每一种地域文化既是特定时空内的人的生存方式、行为模式、思维形式的反映，同时又是该地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在地域族群上的内化和积淀。 　　生存文化是一种以“生存”为旨归的文化模式，是人类文化独特的空间组合，因自然空间狭小或自然资源短缺而导致族群生存危机，不得不通过流动来拓展生存空间或通过改造生存空间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模式。生存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一种生存方式，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且在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草根性”特征。在社会学的意义上，草根性包含了两层意涵：一是群众的、基层的；二是基础的和根本的。…作为生存文化载体的族群，大都来自社会的边际阶层，如农民、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各种独立劳动者、城市和农村的无固定职业者等等，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地位低下，远离上层政治领域和主流社会，是缺乏机制保护的群体，或是出生在上苍对其眷顾少、生活空间狭小、资源匮乏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的群体。总之，他们是一群弱势群体。因此，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和所创造的经济、文化呈现出鲜明的“草根性”特征。 　　中外历史上的众多事例已证明：自然空间狭小或资源比较贫瘠的地方，往往由于匮乏激发了族群强烈的生存意识、谋生意愿和进取精神，从而创造财富，引领潮流，出现经济奇迹。其中典型的有13世纪的威尼斯、15世纪的西班牙、16世纪的荷兰、20世纪的日本和美国的硅谷，中国明清时期的徽州、山西以及当代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温州、台州。这种现象，虽有悖于经济学常识，却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土地硗薄能使人勤勉持重，坚韧耐劳，勇敢善战；土地不肯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必须自己取得。”这也暗合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民族文化“挑战与回应”的理论。 　　 　　一、生存文化“草根性”经济特征分析 　　 　　生存文化在经济层面显示出独特的“草根性”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一)在流动中再造生存空间的“零资源”经济。生存文化在经济上的表现之一为“零资源”经济。一般本土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稠密，交通闭塞，区位恶劣，既缺乏“天时”、也无“地利”可言。因生存空间的逼迫，生存群体往往不会固守在土地上，而是怀揣自己的梦想，携带谋生的工具，外出闯天下、筑码头、创新业，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利用外地资源，自担风险，自求发展，完成“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实力增强后，才回归本土，投资创业，发展本地产业，做大本地经济；或利用自身优势和掌握的各种资源为本土发展服务。历史上晋商、徽商的兴起和第三意大利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温州和台州的发展模式无不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在流动中不断克服故土自然空间的狭小或资源的短缺，从而完成了生存空间的再造。比如徽商。由于徽州介于万山丛中，“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可谓山多田少地瘠，所需粮食“皆仰四方之来”。特别是唐宋之际，因“黄巢之乱”和“靖康之乱”，徽州连续两度出现外来移民高峰，使一府六县的古徽州人口大增，民众生存空间更小。于是有了“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五六岁，往外一丢”和“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矣”的说法，尖锐的人地矛盾，造成徽州人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为了生存，在“天下之民寄命于农”之时，徽州人却只得“寄命于商”，离家别妻，蜂拥而出，求食于四方。终岁奔波于江湖，以天下为人生奋斗的舞台，一生经商不止，足迹西至川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