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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国防领土观念近代转型 　　摘要：清同光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在国防部署上曾有过一次“海防”与“塞防”之争。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认为东南沿海千里海防是国防重点，主张弃新疆，专注海防。塞防派以左宗棠为首，主张塞防、海防并重，强调新疆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坚决要求收复新疆。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前线的战略部署和国家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争论的焦点则是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领土观念的深层传承并对国防领土观念的近代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国防；海防；塞防；领土主权观 　　古代中国的东南沿海疆域基本没有遭到过外敌的入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欧亚海上航路开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中国古代的国防思想与世界同时期其它国家相比，有其明显特征：在战略方向上， 重北轻南；在防御上，以藩为屏；在策略上，怀柔远敌。在经历了鸦片战争打击之后，传统的国防体制已经走向崩溃；日本的崛起和觊觎，更在东北近邻增加了一个强敌，这就迫使清政府改变历来专注关外的传统观念，而恰在此时，中国边疆危机又全面爆发。究竟哪个方向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所在，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关注。1874年清朝统治者集团内部就此进行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 　　一、领土观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体现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古柏占南疆、北疆，沙俄占伊犁，英国也加紧了侵略南疆的步伐，新疆面临着被分裂出去的危险。与此同时，英国入侵云南，日本侵略台湾，“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1]（P.35）“海防”“塞防”同时告警。在清政府财政空虚，兵备废弛的情况下，同时加强“海防”与“塞防”，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样，在是否收复新疆问题上，清朝野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李鸿章和左宗棠。 　　李鸿章关于新疆的观点，完全秉承了曾国藩“暂弃关外、专精关内”的主张，弃守新疆、静以待变、招抚叛匪、维持现状，或和新疆维持类似越南、朝鲜的宗主关系。他认为塞防不如海防重要，新疆不如东南沿海重要。中国防务，古今之势有所不同。“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2（P.18）故要“力破成见，以求实际”，以海防为重。李鸿章还提出：自奉天至广东的沿海是中国的心腹，特别“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2]（P.19）故主张专注海防，弃新疆不守。 　　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从历史经验来看，“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从清朝历史来看，“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从强调新疆地位的重要性来看，左宗棠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从当时的形势出发，必须坚决收回新疆。左宗棠认为“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新疆决非“无用之地”，“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牛刃”；“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肥泉甘，物产殷阜”。[3]（P.188）这些充分说明了塞防的重要性和新疆在中国国防中的地位。 　　两人的观点不能决然的对立起来，因为二人所代表的阶级是一样的，都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兴之臣，在思想上，他们都继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都具有学习西方的时代特点。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使他们的领土主权观念的发展具有不充分性。 　　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起于他对时局的认识和判断。通过对中国国防形势的全面分析，认识到海防危机的严重和紧迫性，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外敌的入侵都从海上进攻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提出“防海之害”，是为中国当务之急。他曾“对于中国在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中实现中日合作，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称日本与我为近邻，“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2]（P.25）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李鸿章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彻底放弃“联日制俄”策略，转而力主“联俄制日”，他确信，清朝的边患已由西北陆疆转到东南海疆；清朝的最大威胁不是英国和沙俄，而是“阴柔而有远志”的日本。李鸿章后来承认不惜暂弃新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