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生存困境探析现代文学作品中典妻习俗下丈夫人性意识.docVIP

试从生存困境探析现代文学作品中典妻习俗下丈夫人性意识 　　摘要：笔者将以现代文学作品许杰的《赌徒吉顺》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为例，试图从作品男性的生存困境探究“典妻”习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 　　关键词：典妻 生存困境 人性意识 　　 　　在现代乡土文学作品中，严格意义上讲，以“典妻”习俗为题材的只有许杰的《赌徒吉顺》（后文简称《吉》）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后文简称《为》），罗淑的《生人妻》和台静农的《蚯蚓们》只是这种题材的延伸和外化。在对以“典妻”题材的小说研究中，后来研究者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被压迫、被侮辱、被典当的女性身上，沿袭着“五四”以来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更多地是从社会学和阶级论方面去挖掘作品的悲剧原因，而对“典妻”习俗题材下的男性则缺少研究，有的只是在研究女性的时候简单提一下，没有深入地、详细地分析，这里笔者就以许杰《吉》和柔石的《为》为个案，试图从男性的生存困境来探究“典妻”习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 　　首先，对“典妻制”概念的界定。在有些研究论文中，比如许馨的《〈为奴隶的母亲〉是怎样写成的――从未刊的两封信谈起》中谈到：“……选取自己熟悉的浙东‘典妻’陋俗为题材，创作了《为奴隶的母亲》，揭露‘典妻’制的野蛮与残酷。”①在此作者将“典妻”习俗和“典妻”制混为一谈，语焉不详，笔者不能认同，习俗和制度应该是两个概念。“制度”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义项：“①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习俗是指“习惯和风俗”。可见，制度应该是一种政府行为，且带有法定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典妻”应该是一种社会现象，并不能上升到上层建筑，所以只是一种习俗，而且只能是一种陋俗。作为一种民俗，20世纪30年代的浙东“典妻”之风仍很盛行，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和许杰《赌徒吉顺》所描写的都是发生在浙东的“典妻”习俗。 　　其次，探究“典妻”陋俗的历史内涵。“典妻”也叫“典子”，所谓“典”，是指“用土地、房屋或其他东西作抵押向人借钱”②。“典子的意义，就是说在契约订定的时期以内，所生产的儿女，是被典主先期典去，属于他的。至于血统之纯杂与否，那是不成问题，总算有过那么一回事，他就可承认那是他的儿女了”③。也就是说典妻把妻子像“物”一样典当出去三到五年，为别人生儿育女。作家许杰在一封信中这样说：“甲方以自己的妻子典给乙方，限定三年或几年的期限。在这期限内所生的子女，属于乙方。”④柔石之子赵帝江在一封信中对浙东“典妻”陋俗与许杰所说基本相同。但是他强调：“一般来说，出典期间为别人所有，与原来丈夫没有夫妻关系。”⑤这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辑毛晓平从历史学的角度有着非常充分而详实的论述，“‘典妻’是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典’即‘租’，即将自己的妻子租与别人。典妻者常常因生活所迫将妻子租给无子之人，受典者多是有钱人，但也有无力娶妻的穷汉。典妻一般订有契约，载明典金、租期，典租价以妇女年龄、期限而定。在民间，这种婚姻关系时间长的被称为‘典妻’，时间短的被称为‘租妻’，一般一二年为租、三五年为典。典妻入门后所育子女归典方，期满后回夫家。吴越地区的典妻之风在宋代已经开始流行，元代以后此风更为盛行，《元典章》中记载‘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未尝禁止’。明清之际沿袭成俗。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在浙江的宁、绍、台各地，常发生典妻之事，有妻与人，期以15年，满则纳资取赎’”⑥。 　　由此可见，“典妻”这种习俗是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是封建社会贫困家庭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对于男人而言，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习俗下女性命运的同时，也应该有必要关注生存在这一困境中男性的人性意识。 　　最后，结合作品《吉》和《为》从男性生存困境来探究“典妻”习俗下“丈夫”的人性意识。 　　这里我们先了解作品《吉》和《为》的思想内容。 　　《吉》创作于1925年8月，是许杰的短篇小说之一。讲的是在二十年代发生在江南农村的一个赌徒吉顺“典妻”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新特色的人物。吉顺的一切心理、行动，皆围绕金钱而排斥道德法则，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当时农村社会经济迅速半殖民地化所带来的农民的心理、道德观念的变迁，从而塑造了与鲁迅作品中封建宗法社会的“老中国儿女”不同的新的典型性格。 　　《为》创作于1930年1月，是柔石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者透过“典妻”这一当时仍在浙东农村流行的社会现象，控诉了当时的黑暗社会，深刻地揭露了传统陋俗和封建礼教对女性心灵的残害。 　　这两篇短篇小说虽然在塑造人物方面侧重点不同，《吉》主要塑造表现的是男性农民吉顺，《为》主要反映的是女性农民春宝娘的悲剧命运，但是作为乡土小说来说，还是可以探讨小说中“丈夫”的生存困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