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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问题政治学维度分析 　　〔摘要〕诚信的价值即诚信对主体的自约性和对客体的他约性。政治层面的诚信是一种重要的政治道德。人类所走过的历史昭示人们：以非合作的方式去实现各自的权利，就会出现负效果。人们订立约定，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托付给法律或者风俗习惯等，这就有了履行约定的要求，不断地授权与经常监督是权利的拥有者外化权利和保证权力正确运用的一个变动过程和秩序。所有的人都参与授权和监督既不现实也不必要，权力拥有者就要委托他人，便有了选民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双方的博弈以诚信为标准，以双赢为目的不断进行，社会的和谐发展必须以政治诚信体系为依托。 　　〔关键词〕诚信；自约与他约；政治矫正 　　〔中图分类号〕 D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7）01-0041-05 　　 　　政治诚信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它有利于政治体制的良性运行，政治共同体凝聚力的增强，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政治诚信是一种重要的政治道德，它是指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所具有的诚信品格和政治活动主体在其活动中对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循，主要包括政治理念诚信、政治制度诚信和政治活动主体诚信。如果我们站在政治学的维度上来理解这一命题的内在逻辑，就会发现它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一、分析前提――权利与权力的分野 　　 　　保证生存和追求全面发展是人的目的，也是人的权利。人类个体以各自孤立的方式去完成这一目的，去实现这一权利代价过高，甚至危及人类自身的存在。人类所走过的历程昭示这样一个真理：以非合作的方式去实现各自的权利就会出现负效果。每个人权利的最大化就将意味着全体权利的最小化，在没有合作的世界里，可能最强壮最勇猛的个体能够活得更长久，但他无法保证不被其他同类袭击，而且这已经被事实所证明这是必然的。在《利维坦》一书中，霍布斯阐述了这样一种场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1](131）生活在这样世界中的人类个体自然感到生存的危机和恐惧，生命权、自由权难以保障，追求全面发展的权利更难以实现。 　　作为自然个体的人，如果以合作的方式来实现“保证生存和追求全面发展”权利，就会出现这样的状态。每个人都把一部分权利委托给某个人或某些人组成的机构来实现各自的权利，并给予这些人以地位、尊重和收入，赋予他们以权力，同时在被委托人那里获得实现各自权利的承诺，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政治架构。有了权利人与权力人的分野，有了权力的所有者和权力的行使者的分离，有了制度的产生，也就有了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制度的逐渐生成，因为这种分立必然导致人们订立约定。 　　人们订立约定，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托付给法律或者准法律（如风俗习惯等），这就有了履行约定的要求。人们推举首领，选出来管理自己的管理者，就是托付自己的权利给这个集体中大多数人都信任的人。卢梭在《礼会契约论》中说道：“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是约定，全体人民转让自己的自由就成为某个国王的臣民。”[2](150）人们为了生存放弃了一部分天然的自由权，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某种制度（可称为约定）。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又说道：“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2](151）这时的自然人就成了公民。人们是以法律和道德习俗的平等来代替了自然造成的不平等，由此就异化出了约束公民的权力。但由于权力正是产生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基础上，所以只是合法或合乎社会规范的权力，人们才应该去服从。这样，权力与权利之间就是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由不平衡而趋向平衡。民主社会的要求凸现了这种平衡状态，这种平衡形态就是权力的主体与客体相互间的履约程度，即相互间是否实现了诚信。 　　不断的层级授权与经常监督是权利的拥有者外化权利（即成为权力）和保证权力正确运用的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种流动的秩序。但在这里我们发现，所有的人都参与授权和监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直观的看好像是参与人数越多，决策的质量就越高，或者说越能反映民意。这个观点只在一定范围内成立，我们把决策效果与参与人数比做一个图示： 　　 　　图示表明代表人数与决策效果之间存在函数关系：F=F（n）。这个函数关系表明，当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多时，决策效果相应的也会得到提高，数轴中的函数线，即数效线呈左上扬趋势。 　　但是，数效线不可能无限的直线上扬。由于自然条件等因素，如地域过宽、个体差异、文化习俗等的存在。随着人数的增加就会增加组织工作的难度和信息的处理难度，决策效果必然下降。数效线会右下方弯曲，并可能接近于0。如图： 　　 　　这个图示（函数关系）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