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安石性命道德之理思想教育意义.docVIP

试论王安石性命道德之理思想教育意义 　　【摘要】北宋新学的创始者和政治家的王安石，非常重视“讲明道德之意、性命之理”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作用，提出了以“性命道德之理”为核心的社会教化与道德修养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北宋后期的几十年里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对形成中的理学产生了影响，同时对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王安石 “性命道德之理” 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新学的创始者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①他在从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与文化教育改革，非常重视“讲明道德之意、性命之理”的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作用，在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原教》、《慈溪县学记》、《虔州学记》等中，较集中系统地提出了以“性命道德之理”为核心的社会教化与道德教育思想，其主要内容如下： 　　道德教育思想的价值：“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 　　从唐末、五代到宋初，政治道德教化日趋被忽视，儒学日趋衰微，文化道德和社会规范日趋失序，“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废”（欧阳修《新五代史?唐家人传论》），已经严重影响着北宋中央集权统治秩序，加强儒学和思想文化教化、重构三纲五常等伦理纲常成为当时维护政治统治急需实施的措施，因此，道德性命之学就自然成为当时思想学术界的重要课题。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非常重视“讲明道德之意、性命之理”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作用，把其提高到直接服务于政治变革关系到治国安民的高度，同治国平天下同等重要。王安石提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 王文公文集?明州慈溪县学记》）。他认为教育是使民“化而入于善”（《王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从而维护统治秩序、“变风俗”的重要手段，只有“本于学校”，才能使整个社会“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只有靠学校的引导教化，士人的“美材”才能得以陶冶而“成就之”（《 王文公文集?乞改科条制》）。王安石认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追求的价值目标是“讲明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培养有较高道德品质的人。他明确提出通过国家兴学设教来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人才，在强调人才应“有实才可用者”，以“致用于天下”的同时，把人的道德修养置于人才培养的首要地位，在《致一论》中王安石说：“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 　　王安石非常关注道德教化、风俗整饬问题，希望通过对性命道德之理的探求而改变风俗颓坏、教化陵夷的不良状况。对此侯外庐先生曾经高度评价王安石的道德教化理论和学术思想时说：“道德性命之学……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②“性命之理”是王安石在教育实践与文化教育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视和思考的重要方面，在他看来，人才作为国家的栋梁与国家发展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化之道和道德性命之学。 　　因而，他特别强调人才由培养而成，而道德教化是培养人才非常重要的方面，提出“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只有加强道德教化与陶冶，才能成就人才之众。同样，风俗道德的作用和国家法度的作用，在王安石的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王安石拜相后，宋神宗问他的施政纲领中什么是最首要的，王安石当时的回答恰恰突出强调这两方面：“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但这两方面中，他更认为“立法度”的刑罚在人才培养时的影响远远不如“变风俗”的道德教化，“善教者”通过加强“变风俗”的道德教化，使国家的君臣建立起又义又忠的关系，使国家的父辈慈爱子辈孝顺，形成良好的道德风俗。王安石提出国家治理的“为治之道”，首先要先教之、约之、任之。如果有不帅教、不循制、不任事，然后才能待之以刑。道德教化应该放在首位，没有首先教约，就没有理由用刑。 　　道德教育思想的基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 　　王安石道德教育思想的基础首先是“性情一也”。王安石批判了以往诸子“性善”“性恶”的人性论，提出人性天生没有善与恶之分，后天习得和教育才是影响人性善恶的因素。他指出诸子思想观点中所说的人性是不对的，而应该是“情”和“习”而不是“性”。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等诸子提到的各种“性”，其实都指的是“情”。王安石提出“性”形成于“情”，在“情”的基础上产生人的善恶，因而不能简单的来谈论人性的善与恶之分。他说：“性情一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王文公文集?性情》）。 　　王安石从已发未发、体用内外合一的角度阐述了“性情一也”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认为“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的是性，发于外而见于行的是情，性乃情之本，情是性之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