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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义制衡观念背景转换与现代应用 　　摘要：政治权力的制约是政治思想史上众多先哲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但是对于如何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古代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家们有了本质的分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根据“道高于君”的原则，采用道义制衡君主的绝对至上的政治权力，这种制衡的作用是或然性的，因而它从未根本的发挥过作用。从本质上说，道义制衡并不能真正对政治权力产生强制的约束力，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条件下，可以对政治产生积极的协调和软制约作用。本文将尝试着论证当代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的双重思路，并对传统制衡观念内容的转换和现代应用提出一些管见。 　　关键词：政治权力； 道义制衡； 权力监督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7）10－0129－04 　　 　　一 　　一国的政治制度是在本国政治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不同的文化土壤培育不同的制度。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区别：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公民文化和基督教二元政治观念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社会是皇权至上、政治伦理化的一元结构政治文化。在西方的政治中，强调对权力的制约，渐渐形成了近代以来的分权制衡思想，这种思想理念在制度上的典型体现是美国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思维中缺少多元政治的观念，而是注重“同”、“一”，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排斥政治竞争与政治分权。 　　人类文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不朽的真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必定会被滥用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认识到了政治权力不加以制约可能会危及到整个政权，但是对这个问题，思想家们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不是用政治分权来制衡权力，而是用一种高于现实中王权的道义原则来约束最高的专制王权。这来自传统文化中对“道高于君”的一种认识，“就主旨而言，‘道高于君’旨在说明君主政治的一般原则高于君主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臣民们更高的追求不是忠于君主个人，而是忠于君道，以道事君。“道”对于现实的君主的言行会产生一定的约束和批判，但是这种约束和批判并不含有半点现代政治分权、制衡观念的萌芽，不管这种约束的初衷如何，其效果都是更好的维护了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这种批判是以理想作为基本前提和尺度的，对君主的品分和批判不是对整个制度的否定，而是从更高角度对君主制度进行肯定……”“‘道高于君’是统治阶级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的一种表现……着眼于用维护制度的一般规定性来维护这种制度。”基于这种认识，思想家们设计了道义制衡的方法来制约君主专制权力。 　　 　　二 　　“所谓‘道义制衡’就是允许臣子们以道义原则为依据，在实践中主要通过道德约束和舆论制约的方式，如进谏等，对君主的决策和行为形成某种制约，并对整个政治运行起到一定调节作用。”这种道义制衡的发挥作用是以中国古代历史的两个主要特征为背景来运行的： 　　第一，君权至上。君主的绝对权力，在现实中是没有任何硬性制约的，道义制衡原则并没有丝毫否定这一点，反而是在此基础上来运行的，它认可了现实中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那么道义制衡原则从其运行的逻辑结果来说就是为君主专制的制度进行辩护和协调。臣下的意见、建议，在一个明君那里可能会转化为制约力量，但是在一个不想采纳这些意见的昏君那里，这种道义原则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中，王权至上的设计使得政权体系中所有的成员的权力都是王权的衍生物，都是服务于王权的，只接受来自王权和上级的约束，而这个政权体系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君主专制和王权至尊。政权体系中所有的权力都受上级权力的制约，并最终都受最高的王权的制约。然而，在这个政权体系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不受制约的王权，只给它配备了一个没有强制力的“道义制衡”，在统治者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愿意用自我消减的方式来维护统治和政权的长远利益时，道义制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很大程度上，可以发挥制约君权的作用，如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贞观之治”的出现。但是这种制衡是要以统治者愿意遵守为前提，而最高统治者多数时候不愿意自我约束，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大部分历史时期，祖训、天命、君道等道义并没有阻止君王的任意胡为。 　　第二，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一元性。这种一元性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私合一，或者说没有私域的存在。中国古代唯一的合法的私利就是君主一家之利，而这种私利也是以公的面貌出现的。这种“公胜私”的观念也是由中国历史上分封走向君主集权专制的历史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它否定了所有人的私利的合法性，要求臣民和君主“立公去私”；但是，在事实上，所谓的“公”就是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政权，它只不过以这种公的形式作为自己合法性的论证，而且不仅如此，在现实中，只有王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分配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权力，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君主合法的以公的名义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