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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缉制度正当性理论探讨 　　【摘要】通缉制度正当性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通缉的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和实施对象。从通缉的实施主体来看，国家公权力的节制理念应当得到彰显；从通缉的实施程序来看，通缉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从通缉的实施对象来看，基于无罪推定理念，被通缉对象应当具有诉讼主体性。 　　【关键词】实施主体 实施程序 实施对象 程序保障 国家公权力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通缉是一项紧急的强制侦查措施。这种强制性主要体现在公安机关为了及时缉捕被通缉的对象、收集或者保全各种证据而采取的各种强制性的方式或者对公民生活权益造成损害的方式进行的调查。这种公权力干预基本权利本身就存在正当性问题，这属于理论层面的根本问题。通缉的正当性，是一种对通缉形而上的探讨，是一种对通缉价值论层面的研究。可以从不同层面探讨通缉的正当性问题，在社会意义层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适用通缉措施时，应当尽量不损害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正常运作。在法律制度层面，通缉的实施者与通缉对象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是否恰当也是体现通缉措施正当性的标志。 　　通缉制度的正当性释义 　　其一，正当性。现代汉语中“正当”主要是指人们基于特定价值尺度对社会秩序、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人的思想行为等所作的正面判断。 　　“正当”、“应当”、“正当性”。“正当”意指无论作或不作某种行为，社会对该行为是一种肯定的态度。因此，被称为“正当”的行为，在最低限度上都是一种无公害的行为。“应当”是社会对某一行为的评价和态度。当某行为被确定为是“正当”时，不能因为行为人作该行为将可能对他人造成损害加以禁止。而“应当”、“不应当”是一种命令或要求、禁止或反对的含义。“正当性”是社会成员对此行为的一种态度和评价。 　　“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当性”表达的是正义的应然状态，它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合法性”则是要求实现正义即必须满足实在法的要求。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正当性”的评价标准绝对不能突破人类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针对这一最低标准，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曾指出，“这些自然正义必须从人的生理构造、人类所共有的心理特征（即心理需要、如生命健康、身体的完整、人格的尊严、诚信要求等）和人性的理智部分中去寻找。①这些基本的人性的需求是独立于立法者的意志，并需要在社会秩序中被承认的最低限度的正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基本的正义要求。 　　其二，通缉制度的正当性。只从制度层面验证通缉制度的正当性远远不够，我们应当从不同层面探讨通缉的正当性问题。由于通缉与通缉对象利害关系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适用通缉这种强制性的侦查行为，应当尽量不损害社会生活等其他方面的正常运作。从这一角度，可以体现通缉这种强制侦查行为在社会层面上的正当性。在法律制度层面，通缉涉及两个最为基本的法律范畴，即权利和权力。国家权力运用是否合理往往体现在强制侦查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同时，这一正当性也反射到强制侦查行为作用的对象上，或者说，从被处分对象上也可以反映强制侦查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强制侦查行为实施对象的权利被限制是否得当。 　　通缉的根据 　　学者林钰雄指出：“通缉具有公告周知的性质，重大影响被告之名誉，因此通缉之要件应该较诸拘提更为严格。”②通缉的根据，是国家为什么在发布通缉会重大影响公民基本民事权利时，能够采取通缉措施。 　　一是通缉对公民基本民事权利的影响。首先，对隐私权的影响。国家保护公民个人的私人生活和个人信息不受干扰，不被非法收集、利用和公开。通缉将被通缉对象姓名、年龄、肖像、家庭住址、工作单位、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公之于众，使被通缉对象的个人信息被公开，毫无隐私可言。其次，对名誉权的影响。公民的名誉权主要体现在对名誉利益支配权和名誉维护权上。对于公安机关发布的网络通缉，一些网民会对被通缉的对象进行各种形式的人身攻击。网络通缉对公民名誉权的影响是传统的名誉侵权不可比拟的，再加上网络的可复制、可链接性，致使网络通缉对公民名誉权造成的后果难以想象。最后，对肖像权的影响。通缉令上一般都附有被通缉对象的近期照片，如果是错误通缉，即使公安机关采用删除、修正或者公开声明等纠正措施，被错误通缉的人也会成为众矢之的并被贴上犯罪嫌疑的标签，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二是通缉的根据――社会契约论。从社会契约论角度看，人们放弃部分权利将它交给国家，就是要借助国家的力量保护每个结合者的共同利益，这就导 致转让公民权利建立国家社会契约的签订。这份契约中包含的内容就是一旦某一社会成员违反作为共同生活的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义务性规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惩罚。公民在做出承担不利后果的承诺后，又基于个人意志，选择了违反法律义务的违法或犯罪，这使他的行为具有道义上可谴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