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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理论 　　摘 要：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中的举世难题。文章剖析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理论的内容、特点及其演变，揭示了逻辑实证主义划界理论的预设以及它所面临的困境，为进一步研究划界问题提供思考。 　　关键词：逻辑实证主义； 划界问题； 可证实性； 记录语句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7)04-0011-06 　　 　　科学与非科的划界问题，始终是一个科学哲学中困扰人的举世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析清楚科学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或者说，是要划出一个界线来回答“科学是什么”。由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但要引发出科学哲学中的许多相关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以及对于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宣传和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自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特别是从18世纪以后，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就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的研究。但是，真正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却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 　　由于在科学的实际运行中，科学与诗歌、小说、戏剧、宗教、神话等等非科学的意识形式容易区别清楚，困难的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而且形而上学家也常常为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打出“科学的”旗号，科学家也常常因在研究工作中未能区别清楚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而犯错误，所以，历史上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研究，其着重点都是要划清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界线。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搞清楚了，科学与其他非科学的界线也就清楚了。 　　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划界问题”在我国，如同在前苏联时期一样，始终未能获得正常的研究与普及。尽管在20世纪的二十年代，在我国曾经发生过有一定影响的“科玄之争”，也曾有少数学者，如王星拱、丁文江等人，向国内初步介绍了实证论学派的划界观念，但这种介绍和争论还是十分初步的，只能属于在划界问题上的初步“补课”的性质。但是，当历史进入到1949年以后，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连这种“补课”的工作也不能正常进行了。意识形态部门一再从“政治的高度”强调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在内的西方科学哲学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这样一来，学术界对合理地讨论“划界问题”就噤若寒蝉； “划界问题”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学术禁区。由于划界问题被模糊，并被政治所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如下的怪现象：一方面，我国的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出现了以政治“冲击”科学甚至出现反科学的浪潮。在1958年的所谓“教育革命”中，在许多高校里都曾有组织地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科学”，喊出了“打倒爱家店”和“打倒牛家店”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中，作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陈伯达又一次地在中国科学院组织部分人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科学”。迄今为止，对20世纪在我国发生过的这段历史，仍未做出认真的反思，以至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对划界问题也未能有真正深入的研讨，甚至仍然阻力重重。以至于直到如今，我们还在吞饮着由于模糊划界问题而带来的历史苦果。 　　20世纪以来，哲学方面，通过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波普尔学派的研究，在划界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尽管研究有进展，然而它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难解之题。而在我们中国，划界问题更仍然迫切地面临着一个补课的问题。所以，作者特别希望我国学者都来关注这个问题。本文中，我们拟着重讨论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理论。 　　 　　二 　　 　　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标准是以“可证实性标准”为基础的。而可证实性标准又与他们的“意义”标准相关联。由于在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不同学者中，对于“陈述”和“命题”的含义各有不同的用法。因此，我们下面采用艾耶尔的用法来介绍他们的理论[1]。一般认为，句子是语言中表达陈述或命题的，不同的句子可以表达同一个陈述或命题。如果一些句子在逻辑上是等值的，那么它们就只是同一个陈述或命题的不同表述。按照艾耶尔的用法，陈述可以分为两大类：有意义的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无意义的陈述无所谓真假。有意义的陈述则称为命题，它们有真假之别。一个陈述是否有意义，就通过可证实性标准来区分。有意义的陈述，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一类是综合命题。这两者的证实方法是不同的。分析命题是分析地可证实的； 综合命题是综合地可证实的。按照艾耶尔的用法，我们可以把逻辑实证主义的划界原则，用下图把它清晰地表示出来。 　　 　　这个图中的关键又在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含义。逻辑实证主义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已获得了国际分析哲学界几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