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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社会艺术近代天津美国电影批评模式演进 　　摘要：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影业发达，电影批评逐渐在天津盛行，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电影自然成批评焦点。与上海不同，天津美国电影批评展现出由道德批评向社会批评，再向艺术批评的变迁历程。这与近代天津自身历史发展进程及社会文化特征相适应。 　　关键词：近代天津；美国电影；电影批评 　　史学家汪朝光曾指出，中国的美国电影批评，20世纪30年代以前主要体现为道德抨击，以后彰显为政治批判。无论何种模式，二十年代以后“美国电影常常以负面形象出现在中国影评中”，并且这两种批评都呈现“泛政治化”趋向。“在这样的趋向主导下，对美国电影的商业效应与艺术优劣的分析研究退居了次要地位。”近来相关研究大体不离这一判断。然则学者所据资料多源自上海一域，它们或可代表早期电影批评的中心和主流，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复杂多样，不同地域受电影影响程度亦有差异，中心和主流以外人们的认知也往往另有一番景象。本文对近代天津美国电影批评模式的演进进行研究，分析不同时期的批评风格及其成因，呈现近代国人对于美国电影认知的复杂性、多样性。 　　一、聚合新旧之梦的幻灭：20年代前后的道德批评 　　当下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天津不太受重视。然则，天津虽非近代中国电影工业重镇，从20世纪20年代起却是华北首屈一指的电影市场。随着对城市影响的深入，电影批评亦在津门盛行。作为市场执牛耳者，美国电影自然成为批评焦点。 　　电影史家李道新指出，中国电影批评二十年代以前处“潜隐”状态。此前的观感文字，多是“对电影的‘奇观’化外表进行仰视式的、印象式的描述和赞扬”。二十年代以前，天津电影评论也基本属于“印象式”描述。如1903年7月2日《大公报》刊载的《再纪活动影戏》一文写道：“此次电光影戏观者皆叹为得曾未有，其间如火车到站图，行客来往纷杂，或上车，或下车，或由车上往车下运物，其步履、其动作一如真人……因叹西人于游戏之事皆能出奇入妙，想入非非，其他政治工商诸大商更不待言。”不过，这种“印象式”描述“还不能称为电影批评”，它们连对“电影科技特性或艺术特性的朴素认识以及一般性评判”都未达到。它们的出现既与中国传统批评思维有关，“更与电影文化水平偏低”紧密联系。 　　尽管如此，电影在传播上的特殊效果，也很快使天津知识界注意到其在灌输现代知识、辅助民众启蒙当中的作用。1909年，一位叫耐久的论者在《大公报》上坦言，他总劝人看电影，“看电影不仅可以开心解闷，又可以开阔眼界、长学问。”相似的见解在《大公报》中常能见到，如同年2月5日及8月2日该报“白话”专栏中的《看电影大有益处》、《照妖镜》等文中。很明显，这是受清季下层民众启蒙运动感召的结果。为了推动启蒙事业，彼时中国知识界正致力于传统戏曲改良，天津《大公报》成为这股思潮的重要舆论阵地，而目光敏锐者已然注意到电影这一新兴媒介。更值得注意是，这些评论中都有明显的道德批评迹象。如耐久强调：“影片上所演的种种故事……全是此劝善惩恶，因果昭彰的事，即是斗笑的片子，里边也含着与人心世道有好些个益处。”可见，早在20世纪初，一些天津知识分子便期望电影能聚合新旧，兼具“开民智”与道德驯化两种功能。而如果说前者是时势使然的话，后者的出现也非偶然，“中国艺术历来强调艺术在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 　　民国时期，电影传播新知、开通民智的功效一直颇受天津知识界推崇。十年代中后期，人们更明确提出“电影是社会教育的利器”之命题，甚至称“以学术上言之，无教育斯无电影；以观感上言之，有电影斯有教育”。二十年代，关于二者关系的讨论更为热烈。许多人直言：“中国的教育幼稚极了，社会道德衰颓不堪，虽然有些教育的机关，但是都带着些贵族的色彩。至于平民，直无受教育的机会，真是痛苦莫诉。”“要补此缺憾，非借电影的力量来提倡不可。”另有论者从读图时代与文字时代的差异，来论述电影的社会教育功效：“昔仲尼谓学诗，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仲尼此方，无非使七十子之徒，多识文字上之物质而已。开映于银幕上之各国风俗习惯及社会制度、文化物产者，实系真迹，又非仅识其名可比。” 　　然则，二十年代前后，当人们对电影的社会教育功效寄望不断高涨时，失望情绪也在滋长。其直接原因是此前外国纪实或故事短片所塑造的道德模范假象，被新的电影文化击碎。一战后，美国电影开始确立在世界电影市场的霸权地位，天津作为华北重要商埠，自是其在华主要倾销市场之一。二十年代前后，美国输华电影以侦探、爱情、滑稽等类型的长故事片为主。1920年，三种类型影片约占美国电影总产量的73.18%。这些影片确实给普通观众带来无限乐趣，但其中裹携的“邪恶”、“色情”、“辱华”情节，却让知识分子感到难以忍受，它们聚合新知识与旧道德的梦想也濒于破灭。“电影而良，则所受者为良教育，电影不良，则受者为不良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