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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高管与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传染效应 　　摘要：本文以2003-2009年发生过财务重述的A股上市公司及于其拥有连锁高管的公司为样本，研究盈余管理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中是否具有传染效应。研究表明，财务重述公司处于“传染期”的连锁高管数目越多，其盈余管理行为越有可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同时还发现，在与重述企业连锁的非重述企业的连锁高管网络容易被“污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不良会计行为更容易在连锁高管网络间传播；当连锁高管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时，会提高盈余管理行为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的可能性。 　　关键词：连锁高管 独立董事 监事会 盈余管理 传染效应 　　一、引言 　　社会镶嵌理论认为经济人是在社会网络内的互动过程中做出决定的，个人行为和制度镶嵌在社会网络中（Granovetter，1985）。企业间的连锁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网络，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任兵、区玉辉和彭维刚（2004）认为连锁董事是指一个企业的董事同时也是企业的董事，是企业因连锁董事而形成的企业间联系所构成的企业间网。毛成林、任兵（2005）研究发现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络是影响企业的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国外研究提出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不仅具有监督作用，而且还充当了公司间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并提供专家建议（Ronen and Yaari，2010）。近年来，国内外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企业间的连锁网络是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与绩效。相关实证研究表明企业间的兼并与收购决策、投资决策、追溯期权的薪酬惯例、交易所牌价决策等企业行为都可以通过连锁董事网络进行传播（Cai and Sevilir，2009；Cohen et al.，2008；Bizjak et al.，2009；Rao，et al.，2000）。现有研究企业间连锁网络的文献一般都只限于连锁董事网络，很少有涉及监事会与管理层，本文把所研究的企业间的社会网络进行拓展延伸，重点研究“连锁高管网络”。 本文所指的“高管”包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管理层成员，并参考已有文献对“连锁董事”的定义做出“连锁高管”的定义：若一个公司的高管同时也在另一个公司任职，则称为“连锁高管”。本文结合中国的经济背景研究研究盈余管理这一会计行为在连锁高管网络间的传染性。与西方国家学者的研究范围及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文把连锁网络的范围从连锁董事网络拓展到连锁高管网络，并重点关注企业的治理结构如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成员在连锁高管网络中的影响。本文旨在从以连锁高管为代表的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企业公司治理与会计行为质量之间的关系及特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 ）连锁高管网络与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效应 本文主要研究在中国的经济背景下，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在上市公司的连锁高管网络间传染。本文以中国2003年至2009年间发生过财务重述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切入点。Chiu，Teoh和Tian（2013）的研究通过阅读财务重述的公司重述公告判断出这家公司开始进行盈余管理的第1年，认为从第1年到财务重述报告之日这段期间为“重述期”，并定义“重述期”的第1年为一家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操纵期”。Shi等（2011）的研究则表明，会计行为的传染效应在董事的连锁建立时起至连锁解散之间都是存在的。本文综合参考以上两篇论文的研究，把一家财务重述公司开始进行盈余管理的第1年到财务重述报告之日这段期间定义为“重述期”；同时考虑到盈余管理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有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公开信息暴露之前，而盈余管理行一旦开始后很可能延续到下一年，本文把将“重述期”的第1年设为T，将一家重述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操纵期”定义为T-1至T+1这3年，见图（1）。若把盈余管理行为比喻为病毒，本文认为，当重述公司处于“操纵期”时，其盈余管理行为最具传染性。正如病毒具有潜伏期，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具有潜伏期，因此允许盈余管理行为具有2年的潜伏期，即认为若一家重述公司在第t年处于“操纵期”且拥有连锁高管，那么连锁高管在第t年及接下来2年都可能充当“传播媒介”，及t至t+2年都属于重述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传染期”见图（2）。由此进一步推断，重述公司与其他公司具有连锁高管，且连锁高管的任职期在“传染期”这段期间，那么与重述公司连锁的这家公司以后也很可能进行盈余管理，并导致发生财务重述。Bijak等（2010）的研究表明企业往往会模仿与之有连锁董事的公司所做出的决策。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还表明一个组织中个体往往倾向于遵循“社会惯常做法”即使他们知道这种“社会惯常做法”是不对的（Asch，1951）。因此本文认为具有连锁高管的公司之间会相互模仿其会计行为，即会计行为能通过连锁高管网络进行传染，且连锁高管的数目越多，证明企业间的网络链条越多，越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