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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思来新唐书编纂思想和特点 　　摘 要：《新唐书》是北宋中叶官方修史的重要成果，既有不屑五代衰世而借重修唐史以争正统的政治色彩，又有取法后王、以唐为鉴而巩固当朝统治的现实诉求，故其在“述往”之余，更着眼于“思来”；不沾沾于史料保存，更注重历史思想层面的思索，具体反映在历史编纂方面，便是极为重视有唐一代的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在总结唐朝历史治乱问题上得出了许多深刻认识。同时，由于北宋与五代修史环境截然有别，文治大兴，所据文献见闻益广，故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补《旧唐书》之阙。 　　关键词：《新唐书》；《旧唐书》；欧阳修；历史编纂学 　　作者简介：屈宁，男，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项目编号：09AZS001；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青年团队项目“中国古代王朝盛衰规律综合研究”，项目编号：IFYT1206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155-08 　　由于北宋官修之故，《新唐书》自成书以来一度超越《旧唐书》而长期占据正统地位。然而，从学术层面来讲，两书各有优劣。而关于两唐书的比较研究实已成为晚近以来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相关成果来看，主要以历史文献学层面的订讹规过为主。由于新书过于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现实诉求以及本身存在的成书仓促、义例不一、滥用《春秋》笔法等问题，所招致批评之声颇多。不可否认，这种史料学上的考辨工作确有其价值，但还需深入思考的是，作为“二十四史”之一，其在历史编纂学上尤其是在认识和总结唐代历史方面，究竟有何突出的时代价值？其中，有三个问题不容回避：一是宋人重修唐史的缘起问题，是简单地掩旧史而上以争正统，还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二是作为两部前后迭出的著作，新书如何补旧书之阙？应如何客观地看待修史者所强调的“其事则增于前”的编纂原则？三是新书既有鲜明的资治宗旨，其在梳理唐代理乱兴衰、典章经制方面，又取得了哪些超越旧书的重要看法？ 　　一、争正统，法后王：重修唐史之缘起 　　关于《新唐??》的编纂缘起，有一关键问题需要注意：此次重修唐史，表面上为北宋中期官修史书之侧影，实则集中彰显出官方的政治理念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而嘉?v五年（1060）七月，曾公亮所上《进新修唐书表》，则是透视这一问题的关键史料，其大要云： 　　窃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昧，补缉阙亡，黜正伪谬，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代之传。成之至难，理若有待。……商、周以来，为国长久，惟汉与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乃因迩臣之有言，适契上心之所闵。……并膺儒学之选，悉发秘府之藏，俾之讨论，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1]（卷91《进新修唐书表》，P1340-1341） 　　此文虽为提举（监修）曾公亮奏上，实出刊修欧阳修之手，既为欧氏史学思想之体现，又折射出官方于唐史纂修之态度。主要观点有二： 　　其一，批评旧书缺失，突显本朝官修唐史的正统性。所谓“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并非无的放矢，然不免言辞过激，即如岑仲勉所言，“固有道中处，而未必全书如是”[2]（卷4《杂述?总论新唐书》，P240）。至于贬抑五代史家为“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则理由牵强，难称平情之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宋人之所以如此“苛责”前人，意在“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代之传”，故“欲事改修，自不能不痛加指斥”[3]（卷69“二书不分优劣”条，P731），其政治和现实上的诉求更胜于学术上的商榷。故其编纂主旨，名为“补缉阙亡，黜正伪谬”，实为“暴其善恶”，“以垂劝戒”。一方面，强化名教思想和伦理纲常，避免重蹈五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4]（卷16《唐废帝家人传》赞，P173）的悲剧，以唐为戒；另一方面，承继唐朝“典章制度之英”，以唐为师。诚如时人刘敞所言：“古之为国者，法后王，为其近于己，制度文物可观故也。”[5]（卷4“正史类?新唐书”条，P103） 　　更为重要的是，仁宗一朝，表面上号称“天下平和，民物安乐”[1]（卷91《进新修唐书表》，P1340），实则问题丛生，外有夷狄之扰，内有民生之困，即如欧阳修所论：“从来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恶者盗贼，今盗贼起矣；所忧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赖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须者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