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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对义和团影响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腐败的清政府无力阻止列强的侵略，使中华民族生存危机日益加深。至十九世纪末国破在即的严重时刻，华北、东北、京津广大地区，爆发了以农民为主自发反击外来侵略的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民在与帝国主义进行过英勇不屈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至1900年最终被残酷镇压。导致义和团走向历史悲剧的原因，除去清政府的出卖、西方帝国主义的武力剿杀、以及群众自发运动的先天不足之外，其自身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夜幕下，那三三两两的神秘人影 　　 　　义和团并没有全国统一的组织，也没有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甚至没有统一科学的思想作指导。 　　不同地区的义和团各自以地区或头领为单位，通过坛口、坛场、拳场独立活动，互无联系。坛内有事串联相告，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而统一他们思想、指导他们理想和目标的，竟然是愚昧的封建迷信。 　　从资料看出，当时义和团的宣传动员会议，以及他们散发的宣传资料，包括他们上级对下级的指令，几乎都是用谶语、扶鸾、乩语、神咒等形式体现。这些文件文字言辞诡谲，神秘莫测，甚至假托神意。 　　比如，义和团的首领们常常用这样的口吻发指示：“我非别人，乃玉皇大帝现身下凡，汝等知道，世道将大乱，此天意注定，今尔三界之人士，必须万众一心精练义和团拳术，才得息天怒。”他们假托天意指导下级：“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后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 　　首领们还编造了不少坛谕、揭帖之类的东西，让团民们互相传递。比如他们发布的《仙师乩语》《关帝坛谕》《神人咒语》《圣人天师语》《请神咒》《老祖降坛谕》等等。对上边发下来的这些“指示”，人们通过口信、传单、字条，或口口相传，或直接递送，或在树上、墙上、街上、家庭内到处张贴。 　　团民们互相之间也制造和传送充满迷信色彩的语言，用以指导自己的生活和行动。比如：“今夜勿睡，将有妖邪人人家”，“贴符字，或用红布盖烟囱，可免灾”等等。在义和团活动的地区，不管团内团外，时时处处都被迷信的气氛所包围。夜幕降临，三三两两的人们，鬼鬼祟祟，神神秘秘，聚聚散散，用极快的速度传递着这些生命攸关的“信息”。 　　很显然，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思想是无知者的世界观，不可能成为带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先进科学思想。如此庞大的军事团体，靠这些愚昧离奇的东西维系整个队伍的思想统一，甚至用以指导自己的具体行动，包括每一场战斗和团民的具体生活，有可能起到一时维系人心的目的。但由于它不可能与其重大的政治、军事目标相配套，其队伍思想建设的先天不足就暴露无遗，其失败的结局就有了必然性。 　　 　　不容你不信，大难即将来临的迷信预测活灵活现 　　 　　义和团的封建迷信并不具有独创性，他们完全是从其他宗教中临时搬用。比如，为了让别人和自己深陷迷信之中，就原封不动地照搬了佛教的“劫”和道教的“神仙”观念，由此进一步生发制造出具体的迷信恐怖，用以对团民和百姓解释现实世界成坏无常，充满灾难，需要神仙救赎，从而为其超凡出世的说教开辟道路。 　　1899年，为了配合即将采取的重大行动，以及盼望改天换地的时机快点到来，义和团就广泛散布：“明年是劫年，将诸神下降”，“大劫临头，只在今秋，白骨重重，血水横流”，“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年上刀兵起，十方大难死七分”。显然这是用佛教和道教的元素进行的一种再造。 　　不仅如此，义和团制造的迷信恐怖，还与“仇洋”紧密结合。例如，为了抵制洋人，他们把拒绝使用购买洋人的任何东西，也列入恐怖内容中来，说“勿用洋油、洋火、洋布，用则必受其灾”等。人们还把1899年河北大旱不止，归结为洋人的火车、轮船、电灯、气球、电话、邮政、报房、学堂和洋教来到中国，说是这些东西的到来和使用，让“神爷怒，仙爷烦”，才导致灾难不止。中国人要想活命，必须把这些东西破坏掉。 　　他们在传布封建迷信思想时，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加入到传布活动中来，在传单后常常加上一些威胁性和逼迫性的语言。比如：“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传百张，免一方之灾”；“见贴不传，性命难全”；“今年人死七分，传此帖，灾能免，若不传，灾加重”；“见单快传，如若不传，必受刀兵”等等。人们由于恐怖，便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入到了迅速传递的队伍。 　　另外，他们还不遗余力地对广大民众进行劝导入教，号召民众只有“信神”才能“救劫”，只有“入教”才能“避劫”。其公开的宣传口号是：义和团有诸神保护，义和团的教主就是神的化身，教主通过施法，随时随地都在暗中保护着自己的每一个“团民”。 　　有意思的是，这些子虚乌有的行为，不仅得到了民众的赞同，连一些清朝高级官员、地方官僚、知识分子，也对此相信起来。他们被义和团的宣传搞得神魂颠倒，许多人都“宁信其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