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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伦理妥协行政人员价值冲突消解指向 　　摘　要：价值冲突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普遍现象，解决价值冲突是行政人员的基本职责之一。行政伦理妥协以择恶弃善、择小善弃大善为基本袁现形式，是行政人员面临价值冲突时的一种特殊的行为选择。从起源上来考察，行政伦理妥协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与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它却真切地威胁着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减少乃至消除这些冲击，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素质以及创设良好的外部条件，内外兼施，实现对伦理妥协的超越。 　　关键词：价值冲突；行政伦理妥协；价值选择；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B822.9，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4-0020-04 　　 　　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公共价值追寻过程中，为了维护更高的价值目标，而在价值冲突时不得不牺牲某些行政价值的一种抉择。行政伦理妥协往往需要对特定的价值作出让步和牺牲，是对当下的大善甚或基本善的暂时放弃。在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规范中，行政伦理妥协几乎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作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迂回策略选择，行政伦理妥协严重冲击着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信仰。 　　 　　一、缘起考察：行政伦理妥协成因探究 　　 　　行政伦理妥协是行政活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从终极意义上讲，行政伦理妥协的存在是由社会矛盾存在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它源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一)行政价值追求的多元化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扮演着多重角色，公共行政人员也不例外。他们活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扮演着两种相异的角色。在私人生活领域，他扮演的是功利性的角色，以追求效应和实际利益为目标；在公共行政领域扮演的是表现性的角色，旨在倡导社会制度与秩序，彰显社会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即使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公共行政人员同时既是公众的受托者，也是组织的成员。多元的角色扮演使得公共行政人员在价值追求中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公共组织负责；忠于本位职责还是社会职责；维护个人正当权益还是公共利益。通常情境下，这些价值目标都是善的，它们的指向是相一致的。假使行政人员总有能力同时履行不同的职责，抑或这些职责之间相互兼容，那么即使价值多元也不会引起价值的冲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往往无力同时履行这些职责，所追求的价值也时常不能兼容，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总是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暂时放弃一些价值目标。特别是在某些时候，公共行政人员也认为自己不得不采取违背职责的行为…”。就目标善的层次性而言，被妥协的价值往往比所选择的那些价值目标来得更高，受益面也更大。这正是行政伦理妥协所涵涉的择小善弃大善，甚至趋恶避善。 　　 　　(二)政策资源不足对价值追求的束缚 　　政策适用范围，包括对不同群体、阶层、个体的利益冲突的协调；对不同群体、阶层、个体的利益区分；也包括对内外事务、突发和偶发事件的处理。政策本身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并对不同政策目标的不同利益进行区分、协调。一项政策的出台，其主旨基本有二：一是对新利益目标的追求，一是对现有利益结构进行调整。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策总是表现为对既得利益者和利益争夺者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既得利益者，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会放弃既有的利益的。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总是反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追求者通常都支持对现存的利益结构的调整，希望借此增加利益存量。政策目标的实现以政策资源为基础和前提。权威资源、人力资源、财物资源、信息资源等政策资源是保证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资源的丰富程度不仅构成了行政人员所能企及的行政价值的外部条件，还影响着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由于资源和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公共行政人员所追求的公共利益通常只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对于少数的受损者，又由于资源的有限无法给予充分的补偿，致使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总是有些群体获利而另一群体的利益蒙受损失。罗尔斯在论及“作为公平的正义”时提出了“最少受惠者”，并试图通过“差异原则”对“最少受惠者”进行补偿。制度安排只有能增加“最少受惠者”的福利时，才是合理的。因此，当政策资源不足以顾及普罗大众时，必然会面临着对少数群体的利益放逐，使他们承担着社会进步的代价。 　　 　　(三)手段对目标的妥协 　　目的与手段是互为规定、相互融通的整体。目的内在要求有相应的手段，而手段只有从其目的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在现实的场域中，手段与目的之组合关系有四种：目的善手段善，目的恶手段恶，目的善手段恶，目的恶手段善。关于后两者，目的决定论和手段决定论有着不同的见解。目的决定论坚持目的是终极的，为实现目的可以不考虑手段正当与否，集中体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所宣称的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手段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