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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文化是民族价值信仰 　　第一次见到郑培凯是2007年。那年春节赴港探亲，父辈的友人邀请去城市大学听江苏昆曲院的《桃花扇》唱腔示范讲座，郑培凯主持兼讲解，听得意犹未尽。后来看过一些文章，才知原来他以笔名程步奎翻译的智利诗人聂鲁达诗作，我早已读过。今年3月间，得知英籍知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D.Spence）来到北京大学举行讲座，前去一睹真容，才知郑培凯竟是史景迁的学生，正主持恩师新版作品在大陆的出版，闲聊之中约了这篇对他的采访。 　　采访中对郑培凯的印象，套用时髦的词汇应是“复合型人才”。确实，他研究的东西挺多，昆曲、茶文化、陶瓷、古典园林皆是思之所及。学者角色的他，涉猎思想史、哲学史、历史学，诗人角色的他，旁及文学、写诗、翻译，一人分饰二角，却也符合他这辈学人“知识分子写作”的范畴。采访时谈及自己的兴趣广博，他幽默道：“有人以为我是搞昆曲的，也有人认为我是搞收藏的，甚至有人以为我是卖茶叶的。我只是喜欢研究文化艺术，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价值信仰。” 　　学人素描 　　郑培凯和许多从台湾岛内负笈海外的学人经历颇为相似，甚至更有代表性。1965年考入台湾大学外语系、辅修历史。1969年赴美求学，主修中国与欧洲思想史，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哲学博士。其间他和来自港台两地的李兆良、陈光宇等同学成立了耶鲁大学保钓会、创办《新港》杂志、组织读书会，积极参与“保钓运动”，却也因此被台当局吊销回台证件，只得留美执教、生活20余年。 　　采访时和郑培凯聊到吴宇森导演执导的影片《太平轮》即将上映，却意外得知他与“太平轮”间的渊源。1949年尚在襁褓中的郑培凯随母赴台，只因母亲担心三四天的航程幼子吃不消，遂退了早已买好的“太平轮”船票，带着他坐飞机来到了台湾。谁知那一班“太平轮”失事，900多人遇难，仅50余人生还。“小时候，母亲常说我是‘幸运儿’，想想也是命中注定吧。”或许是这份幼年时候的幸运始终陪伴着他，直到赴美求学一切都顺顺遂遂。 　　几十年过去了，郑培凯还记得高中时第一次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震撼，也因文学志趣结识了周梦蝶、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让他一生对诗情有独钟，决意毕生从文。“开始我父亲不同意，后来勉强同意，但条件是必须考入台大，我也幸运如愿考上了台大外文系。”想来，郯培凯这代学人何其幸运，那时的台大名师云集。“我们的系主任是英千里，全台湾英语教材均是出自他之手；老校长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教英文；翻译家黎烈文教法文；考古家李济讲授上古史；当时中文系主任是台静农，我常去旁听。”五四运动后西风渐进，那时的台大西风气息浓郁，加之台当局将大陆作家的书籍皆视为禁书，郑培凯自然而然地对西方文学、戏剧产生了浓厚兴趣。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台笼罩在“白色恐怖”阴影下噤若寒蝉，年轻人在思想上没有方向，“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成了终极目标。“我到美国念书后才感觉到，对生活充满热情才可能对生活有细致入微的描绘，来丰富学理的细密，这也决定了我的文史哲治学向度。”1969年，郑培凯负笈美国，先在夏威夷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此后进入耶鲁大学，师从汉学家史景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与欧洲思想文化史的比较研究。 　　家国万里 　　郑培凯在美国求学、生活、工作了近30年。谈及那段经历的最大感受，他说自己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我在耶鲁念书时，史景迁常对我说要有自己发散的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发展的方向都不一样。”而在他看来，对自己学术思想的形成启迪最大的则是史学家余英时。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时，史景迁特别请来同为史学家的余英时担任郑培凯毕业论文的评审委员，因而两人也有了师生之谊。“我觉得余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让我认识到学术研究不止是概念游戏，对历史的理解不止是探讨客观趋势。人的生活是真真实实的，过去历史上的人也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理念的运作当中有很多真实受苦的人，这种历史趋势与理念实践所造成的苦难，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看到，不能不关心。”郑培凯说师从余先生后，他才开始关心历史中具体的“人”。 　　上世纪70年代，全美中国留学生爆发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身在耶鲁的郑培凯也加入了这场抗争。他和同学们在校内成立保钓会，出版时论刊物，举办国是讨论会直到70年代末。当时史景迁、余英时都劝他远离运动专注学业，他却成了最早一批“保钓”的热血青年，也因此被台当局吊销回台证件，直到1991年才得以回台，执教台湾大学。 　　1976年，郑培凯与十几位旅美青年学子获得回祖国大陆考察的机会。这年夏天，他们经香港到广州、长沙、江西、上海、南京，一路北上参观考察。“1976年和1978年，我两次到大陆做考察，这个经历对我影响很大。生长在台湾，来到大陆让我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记得1976年暑假，我第一次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