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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合同纠纷可诉性及障碍分析 　　内容提要 集体合同纠纷分为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其中,权利争议具有可诉性,而利益争议不具有可诉性。从司法实践来看,即使具有可诉性的权利争议案件也是极为鲜见的,究其原因,在于工会作为集体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时其本身的先天性不足、集体合同签订中的目的偏差、过程的形式化等方面。 　　关键词 集体合同纠纷 权利争议 利益争议 可诉性 障碍 　　〔中图分类号〕D922??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5-0181-03 　　 　　一、集体合同纠纷的可诉性 　　 　　可诉性是指纠纷发生后,纠纷主体可以将其诉诸司法的属性,或者说纠纷可以被诉诸司法因而能够通过司法最终解决的属性。可诉性并不排斥当事人通过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只是表明该纠纷可以通过司法解决,并不表明它只能通过司法解决。 　　集体合同争议包括两类,一是在合同的签订中发生的争议,二是在合同的履行中发生的争议。从理论上,将其界定为两类争议,其中,前者称为利益争议,后者称为权利争议。 　　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的划分目的在于界定哪些属于“可诉”事项,哪些是属于“不可诉”事项。权利争议是因为执行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条件而发生的争议,具有“可诉性”;利益争议是因为双方当事人对某些有待确定或变更劳动条件而发生的争议,具有不可诉性,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一般通过协商或仲裁解决陈舒、詹礼愿:“劳动争议‘归类分流、多元救济’机制刍议”,/showarticle/2176/540187.html)。 　　在我国的现行立法中,尽管对这两类争议未作明确的划分,但从对两种争议的区别对待中也可以看出,两种争议的解决机制是不同的。其中,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工会法中,规定“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成的,可以申请仲裁、提起诉讼”,这就说明对于这类争议即权利争议,具有可诉性。而对于“因签订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成的,当地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可以组织有关各方协调处理”,这就说明,这类争议即利益争议,不具有可诉性,主要是采取行政方式来解决。 　　由上述分析可知,对于集体合同争议,有一部分是具有可诉性的。 　　 　　二、 集体合同纠纷的诉讼状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2月4日发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十七类“劳动争议”下的劳动合同纠纷中包括了集体劳动合同纠纷在内,但笔者通过对若干个基层法院以及中级法院的抽样调查,发现其所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大多是以劳动者个人作为诉讼主体提起诉讼的,而以工会作为主体的集体合同纠纷案件则较为鲜见。尽管在一些法院的立案案由中使用了集体劳动合同纠纷一词,但从其案件案情来看,一方当事人为多名职工,另一方当事人为用人单位,事由为劳动合同纠纷,这实质上属于集体诉讼劳动合同纠纷。这就说明,具有可诉性的集体合同纠纷仍未进入诉讼。 　　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以职工个体作为诉讼主体的涉及到集体合同的纠纷算不算是集体合同纠纷。本文认为,这不应该是集体合同纠纷,因为从集体合同纠纷的主体来看,应该是职工一方(群体)和企业一方,从集体合同的签约主体来看,应是职工一方的代表即工会和企业的代表即企业行政,其所签订的合同对其所代表的一方都具有约束力。所谓发生的集体合同履行中的纠纷,应是涉及到职工群体的纠纷,而不是仅涉及到某个职工个人的纠纷。而且,从现有的立法规定来看,工会法以及劳动合同法等法律都赋予了工会在集体合同纠纷中提起诉讼的权利,确立了其在该类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尽管并没有明确排斥职工群体不能作为诉讼主体,但事实上确定了该类诉讼的主体仅为工会。由此分析得出结论:以职工个体作为诉讼主体的诉讼不属于因集体合同纠纷引发的诉讼;而以工会作为诉讼主体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的确少见。 　　 　　三、 集体合同纠纷不入诉讼的障碍分析 　　 　　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会出现集体合同纠纷鲜见的现象,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障碍。 　　 　　(一) 工会作为诉讼主体存在缺位问题 　　在集体合同争议中,当事人关系如下图所示,从实体法来看,工会并非实体权利义务的承担者,而是劳动者利益的代表人,但其负有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如董保华认为“当我国劳动法将集体合同确定为规范性合同,集体合同的当事人就应当是工会组织,劳动者只能是集体合同的关系人”(注:董保华:《论我国工会的职业化、社会化和行业化》,《工会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期,第15页)。从程序法来看,工会尽管不是权利义务的承受者,但基于法律的规定,负有进行诉讼维护集体合同的履行秩序的义务,基于此,可以以原告的名义进行诉讼,而诉讼结果的效力及于其所代表的劳动者。具体诉讼格局如下图所示。 　　 　　以上是从工会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