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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与回归德育价值取向当代阐释 　　在道德层次论的视角下,德育在价值取向上逻辑地走向“乌托邦”式的精英德育,导致德育边界的缺失、“务虚”与“务实”两种矛盾实践倾向、德育功能错位等弊病。通过批判和借鉴道德类型学的有关理论,考察道德的实存状态和伦理学的理论构成,立足于道德不同的内涵、功能、作用领域、价值取向,我们可以将回归本真德育确立为当代德育价值取向的应然选择,并从人性预设、德育素养生成、道德价值体系的构成方式方面寻找德育价值取向回归的路径。 　　[关键词]德育价值取向;精英德育;本真德育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2-0229-05 　　胡盛华(1968―),女,南昌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江西南昌330099)曾楠(1986―),女,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广东广州510275) 　　 　　德育价值取向是德育主体基于自身对道德、德育属性、功能的认识以及对德育的需要,对德育价值进行的认定和选择。换言之,德育价值取向是“在同时存在若干种教育价值方案和意向时,教育主体从自己的需求及利益出发,选择或倾向于某一方案和意向,以实现自己的德育价值目标。”[1](P31-40)可见,德育价值取向作为一个统揽全局的要素,对德育在价值目标上的实现起着航标性作用,也成为整体地审视德育问题的有效路径。目前,德育研究领域被称做“智慧的黑洞”,难以产生突破性的理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对德育出路的找寻往往局限于德育的过程、方法等技术性层面,而对于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前提――道德认识论却很少有深入的探究。本文就从道德认识论这一前提出发,以道德类型学为理论视角,对德育价值取向问题进行反思。 　　 　　一、道德类型学概述 　　 　　道德类型学是现代伦理学研究中日益突显的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我国学者万俊人认为,道德类型学有两个基本含义:其一,依据特定的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往往带有理论家自身的理解和解释特征),规定、区分和解释道德的特性、功能或作用,以及对道德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在人类生活中运作的特殊理解方式。其二,道德类型学作为一种描述、解释、区分和论证关于道德现象之探究的理论方法论,表达着伦理学家所建构的特定道德哲学体系的样式。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人们对道德自身特性、功能和实际运作的理解方式直接预制着他们建构自己伦理学体系的方式,后者是前者的概念化。[2]各种道德类型学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总涉及几个因素:第一,道德基本领域、特性和方位的确认;第二,解释和论证的方式与标准;第三,道德功能和意义特定理解;第四,道德或伦理文化背景的预制和理解。[2] 　　从中国伦理学史和道德文化传统来看,道德或伦理的类型问题早已客观存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不仅在哲学义理上各有所旨,而且在道德伦理建构上也互有差别。孔子、荀子等儒学宗师的仁德伦理强调的是一种内在德性品格的外化(“达德”)与外在礼法规则的内化(“成仁”)相统一的价值伦理类型。老庄道学的本心自然之道德所旨,是一种摆脱社会尘世、复归自然天性的“道”。墨家的“功利主义”伦理是一种追求“志功合一”、“爱”“利”交融的目的论伦理。近年来,中国学者也有意识地关注到了道德类型的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泽厚的分类。在《历史本体论》一书中,李泽厚把道德分为“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前者以绝对主义伦理学为基础,是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和律令,具有信仰的性质,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后者是社会交往中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规范。 　　在道德哲学发展史上,道德的类型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从古希腊开始,二分性的道德思维方式就初露端倪。17世纪至18世纪,出现了两种比较清晰的道德类型:一个是肇始于边沁和密尔的以感性主义为特征的功利主义道德,一个是康德创立的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义务论道德。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更为明晰的道德类型理论纷纷形成。尼采提出了“群氓的道德”和“英雄的道德”。柏格森则认为道德可划分两个类型:一是起源于自我内在“爱的冲动”的“开放型道德”,一个是起源于外在社会压力的“封闭型道德”。 　　居友把人类社会的道德分为三种:一是“实践确信道德”[3](P169),二是“信仰的道德”,三是“怀疑的道德”。20世纪,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和《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两书中,详细论证了道德的传统类型与现代类型。前者指德性伦理,以对性善的追求为基础,既是人的内在能力、品质和美德,也是社会性的品德,是麦金太尔本人竭力主张的。后者则是规范伦理,麦金太尔批评其具有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实质,不注重历史情景联系,没有人格基础,甚至没有人性和性善之前提条件,其论证的中心议题是“自由的自我问题和自由的社会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