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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治学方法及学术智慧 　　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在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佛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造诣精深,成就斐然。其严谨的治学方法和学术论著中闪烁的学术智慧,早已为他的同辈学人推崇和肯定。本文试以《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1]为例,围绕该文在提出问题、建构层次、引用材料和导出结论等方面彰显的论文撰写的方法,进行粗浅分析,在领略前辈大师学术风采的同时,以期对我辈学人有所启发和帮助。 　　一.小问题中的大主旨 　　陈寅恪先生是最早提出“敦煌学”概念,并在此领域用力最勤,成果颇丰的大学者。他撰写过几十篇关于敦煌学的论文,其中多能从小问题入手,抽丝剥茧,旁引博证,层层推进,进而引出小问题中的大主旨,《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即是一个显例。 　　陈先生在读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即关于“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文书时,发现“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于是提出了为什么会少一种咒誓恶报的问题。有两种可能会造成这种缺失,一是本来就只有六种,抄书的人把六写成七了,“疑‘七’字为‘六’字之讹”,这就造成了缺失的假象;二是“或写本有脱文”,抄写的人无意中遗漏了七种之中的一种,造成了真正的缺失。这似乎只是一个校勘的问题,其实不然,陈先生通过《杂譬喻经》等举证和仔细分析文本后,排除了以上两种可能,最后得出了是有人“故意删削一种恶报”的结论。“故意删削”的“故意”,当然有删削之人认为“删削”成立的理由,这就指向了删削之人的思想意识,指向了文本与删削之人所拥有的文化的冲突。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是因为这一种恶报是指乱伦,“述母女共嫁一夫,其夫即其所生之子事”,而这种乱伦的恶报所反映的内容与中华民族“传统之伦理观念绝不相容”,于是删削掉这一种恶报,“橘迁地而变为桔”,使文本在缺失中变了面貌。 　　这就给了我们两点极大的启示。一是面对文本,我们是否有忽略小问题的倾向。问题的大小区别当然是有的,但实际上,大问题和小问题都是问题,只有在不放过任何问题的基础上才能选准从什么问题入手去抓住所议论的核心主题。我们读书常常习惯从宏大(其实很难宏大)的角度――比如主题、结构等等,去思考问题,在习惯中常常忽略甚至根本看不到小问题,更不知道从小的问题入手很多时候是可以达到直奔宏大主题的效果的。比如,我们看关于“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文书,就很可能不去注意、更不会去抓住“七”和“六”的差别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读书时要细读文本,不放过任何问题、不歧视任何问题。事实上无论大小,只要它是问题,并能够自圆其说地破解它,就应该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了。不过,问题依然有价值的大小区别,这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二点。 　　二是所提问题的价值。小问题常常是极具价值的大问题的入口。我们假设,如果陈先生考证“七”和“六”的差别,最后发现那种恶报的缺失其实只是“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那文章所提的问题就只有校勘上的意义,其价值与现在文章的结论的价值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我认为,一般来说,小问题的价值是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第一,小问题能够把问题讲透,许多小问题都讲透了,大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清晰起来。这也是许多初涉学术领域的人在撰写论文时尽量从小处立论的原因;第二,不少小问题后面隐藏着宏大的主题。比如陈先生提出的“七”和“六”的差别的简单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必须顺应中华文化的道德伦理观念,它其实已变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陈先生再引申到佛家与中国世俗社会的关系,比如“沙门不敬王者”,最终仍然得回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传统轨道上来。这样的结论推广开看,它表明了一切文化的传播都要受到被传播地的文化的过滤,在文化的碰撞中生发出新的东西来。这样的问题是在文化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当然就是值得倾力关注的大问题。 　　既然小问题常是大问题的入口,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就需要在发现的诸多问题中进行鉴别和筛选。首先当然是鉴别所提问题是否是一个伪问题,是否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其次是鉴别所提问题是否有价值,是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是筛选,尽量筛选出隐藏着宏大主题的问题来――无论问题看起来有多小。当然,还得注意小问题之间是否有关联,它们是否同时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做好上述工作,需要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敏锐的观察力,这就需要我们多读书,并在平常的阅读中养成找出问题和比较问题的习惯。 　　二.曲折缜密的推论过程 　　《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可分四个层次,按行文来看,陈先生是这样展开层次的。 　　第一层,提出问题,“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为什么“仅载六种”?接着假设了两个很容易让人想到的可能解决为什么少一种恶报问题的原因,即是否是“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 　　第二层,用材料否定“传写之讹恶,或无心之脱漏”的可能。 　　首先是否定“传写之讹恶”。文章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