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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财产管理行为私法救济反思与转向 　　摘 要：当下，我国法院普遍把村委会处分或分配集体财产纠纷作为私法案件纳入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有效保障了村民对集体财产的合法权益。但是，这种私法救济手段的选择与适用明显存在难以摆脱的合法性困境。之所以产生合法性困境，主要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村”的公法人特征，错误地把“村”定性为私法人。为了化解这个合法性困境，必须恢复“村”的公法人性质和行政主体地位，并把集体财产管理纠纷纳入行政诉讼。 　　关键词：集体财产管理；私法救济；反思 　　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只能由村委会召集的制度背景下，村民通过内部民主决策程序约束村委会集体财产管理权的预期自然落空，外部的司法救济成为村民保护集体财产权益的主要甚至是唯一途径。然而，由于《宪法》和《村组法》的“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之规定在公、私法定性与归属上的模糊性，集体财产管理行为的司法救济渠道选择成为一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救济实践中，人们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争议，《物权法》第63条、《村组法》第3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都一致选择了民事诉讼救济途径。 　　一、集体财产管理行为之私法救济的合法性困境 　　在当下，村委会集体财产管理行为的司法救济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类案件：一是，对村委会擅自以出售、出租等方式违法处分集体财产的合同行为，法院以违反《村组法》等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为由，确认村委会与第三人签订的集体财产处分合同无效；二是，对村委会违法分配土地征用补偿费等集体财产或收益的行为，法院以违反《村组法》等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或者以违反宪法、法律规定的村民待遇平等原则为由，撤销村委会的分配决定并责令其重新分配，或者在撤销违法分配决定之后直接责令村委会履行特定的支付义务。前者有效地防止了集体财产的流失与减损，进而间接保护了村民对集体财产的合法权益；后者实现了集体财产的公平分配，保障了村民对集体财产的分配权益。就集体财产与村民权益的保护而言，上述两类司法救济都非常有效。 　　然而，这并非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忽视了集体财产管理行为司法救济活动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上述司法救济实践虽然满足了集体财产和村民权益保护的需要，但却存在如下合法性困境： 　　第一，法院直接确认集体财产处分合同无效的判决存在解释与适用法律错误嫌疑。在民法学上，一般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理解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即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强制性规定。因为《村组法》第24条所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是以维护特定村民利益为指向的，无法解释为效力性强制规定，所以村委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擅自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并非无效。此外，村委会擅自与第三人签订的集体财产处分合同也无法由法院撤销，因为违反民主议定程序显然不是《合同法》第54条所规定的可撤销情形；而且，因为村民不是合同当事人，所以没有请求法院撤销合同的资格。正因为如此，《物权法》第63条第2款和《村组法》第36条第1款仅规定村民有权请求法院撤销村委会决定，而根本没有把集体财产处分合同纳入司法救济的对象。所以，法院确认集体财产处分合同无效的司法救济，是错误地解释与适用法律的结果。 　　第二，法院在撤销集体财产分配决定之后责令村委会重新分配或责令其履行特定支付义务，毫无法律根据。依据《物权法》第63条第2款和《村组法》第36条第1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24条的规定，法院有权撤销村委会的集体财产分配决定，或者责令村委会履行分配方案所确定的支付义务。在村民自治实践中，村委会在合法有效的分配方案确定之后拒绝支付的情况极为少见，常见的是村委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或者违反宪法、法律规定的平等原则分配集体财产的违法行为。可是，对于常见的违法分配行为，法院仅撤销分配决定根本无法救济村民合法权益。村民的集体财产分配权益属于接受权，它的有效救济依赖法院责令村委会积极履行义务的重作判决、履行判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前所述，法院普遍在撤销村委会违法的分配决定之后责令村委会重新分配，或者直接判决村委会履行特定支付义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渝高法[2009]161号）第18条，明文规定了类似的判决指南。然而，我们不得不非常遗憾地指出，法院作出的重作（重新分配）判决和履行判决毫无法律根据。 　　二、私法救济之合法性困境的成因 　　表面上看，形成上述合法性困境的直接原因是：《物权法》和《村组法》所确立的司法救济制度存在明显的立法缺陷，即没有明文规定确认（合同）无效判决、责令重作判决和履行判决这三种必要的救济手段。但是，立法之所以没有规定这些必要的救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