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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理论探索 　　摘 要：H?阿尔布列希建构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的目标团体系统（农户）松散化，没有实现组织化，进而无法反映现代农业推广系统中的主体多元化、客体多样化、推广方式和过程市场化等新特征，已无法指导现代农业推广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必须重构。为从整体上反映现代农业推广系统，依据该系统的开放复杂性和多学科融合性，利用拓展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的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重构了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该模型的主体系统包括政府、大学科研院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社会团体四大类主体中的各种推广组织，强调主体间的协作关系，期望通过构建四螺旋多元协作推广主体系统来实现农业推广组织体系的创新。该模型的客体系统从农业科技成果拓展到市场信息、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以反映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发展中的需求变化，模型的实践过程系统则反映了农业推广的市场化和产业化目标，并强调推广方式和手段的创新，以期为研究现代农业的多元推广机制和过程提供一个基础框架。 　　关键词：现代农业推广；组织化农业推广框架模型；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论；主体-客体-交互作用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3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4-0090-09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农民的社会身份由人民公社社员变成了包产到户的独立的个体农户，从而开启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大规模的逻辑渐进性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改革实践。针对这一时代背景，基于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向社会化小农过渡的现实，中国农业推广学者选择了德国学者H?阿尔布列希的所谓“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简称为“阿氏模型”），启动了推动落后的中国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近40年，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阿氏模型在中国农业推广学中的地位与作用却一直未变。然而，这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对农业推广体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有学者就开始提出要创新农业推广体系[1-2]。在认识到农业推广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3-6]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主多元”的农业推广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7-12]。王济民等人总结了多元推广体系的四大类型和14种模式[13]，然而我国的多元推广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或成熟[14]，仍然处于“悬浮”状态[15]。农业推广学界对此也一直纠结在“一元、多元”，“ 主体、主导”，如何“协作、合作、协同”上。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创新“现代农业推广体系”[16]。为此，笔者追溯农业推广体系的理论源头――阿氏模型，发现阿氏模型并不是什么“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而是一个“推广服务系统单边简单组织化，而目标团体系统农户松散化的农业推广框架”。由于“推广服务组织未能实现多元协作的结构化，从而不能实现协作推广，更不能合作推广，也就谈不上实现协同推广”。无疑，创新和构建“一主多元”的现代农业推广体系对重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提出了新要求。 　　一、对阿氏模型的剖析 　　H?阿尔布列希建构的框架被许无惧[17]率先引入中国，后经张仲威、汤锦如、高启杰等凝练为图1所示的“组织化的农业推广框架模型”[18-20]。该模型一直被农业推广学界视为农业推广工作的框架，奠定了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假设前提、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阿氏模型将农业推广过程抽象为推广服务系统和目标团体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其逻辑假设是推广服务系统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而目标团体系统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 　　国内众多学者依据阿氏模型，并在传承和发扬荷兰A?W?范登班 、德国H?阿尔布列希等人的教育学、行为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农业推广就是一种把新的知识、信息、技术等创新成果，通过教育、沟通和干预等方法，传授、传递给农民，使其增进知识，提高技能，转变观念与态度，从而自愿改变行为，最终实现增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动；而农业推广学则是研究推广沟通过程中农民的心理、行为特征及其行为自愿变革规律以及诱导农民行为自愿改变，提高推广效率的一门应用科学。侧重于农民教育及其行为转变。 　　遵循阿氏模型，政府、大学科研院所等推广组织被视为推广服务系统，且是先进的、主动的、教导的；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等被视为目标团体系统，且是落后的、被动的、接受的；农业推广过程也仅仅是这两类系统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基于阿氏模型的农业推广学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客观产物，适合于传统农业转型期以小农户为对象的农业推广活动。 　　毋庸置疑，阿氏模型对这个特定时期中国农业推广学的形成与发展，对指导中国农业推广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