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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教育观解析 　　韩愈的教育目的主要强调的是对规格的培养。韩愈在“五原”学说中把性分为三品，对人才的培养要根据性格特点进行培养。指望自己的名誉美好、道德得以弘扬，在高尚的情操上想有所作为的人，就要培养自己的人格，注意对身心的培养与性情的修炼，使人向善的一面去转化。对人才恰当地加以分配任用，使每人都能人尽其才各尽所能。 　　韩愈号称“文人之雄”，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教育思想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如“五原”学说；二是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如《进学解》；二是尊师重道的教育实践理论，如《师说》。韩愈为了整顿当时秩序和振兴儒学道统而提倡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曾倡导古文运动，他的儒学思想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成为我国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在此笔者就韩愈的教育观点展开探析。 　　一、人格培养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韩愈的教育目的主要强调的是人才培养的目标即人格，与我们当今的现代教育目标是不谋而合的。韩愈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其政治主张也就是他的教育目的。在韩愈的“五原”（原道、原人、原性、原毁、原鬼）学说中，他把性分为三品，上品人“善焉”，中品人“可导而上下”，而下品人则是“恶焉”，除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善、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的人要求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有上品之人，远古的舜就是上品之人，他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他人宽松而简单，所以处事不怠惰，对待别人乐于善举，他的为人是仁义之人。韩愈在“五原”说中究其原因：仁义之人做事都会由己推他，便会常常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够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舜、周公，是大圣人，后世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人。”于是便有人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不足啊。对他人要求多，所以他人不容易有善举；对自己要求少，所以自己进取少。看到我的见解而记住它，那么国家差不多就能够治理好啊！”[1]这就是韩愈的原始教育理念。当今世人，指望自己的名誉美好、道德得以弘扬，在高尚的情操上想有所作为的人，就要培养自己的人格，人格更应该作为我们现代人的培养目标。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的，是“不移”的，不能相互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改变，也就是我们现代人强调的教育与法制。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内使其性移动。看中他人好的一方面，而不求全责备要求其他的方面；认可他人现有的，不追究他人的过去。诚惶诚恐惟恐他人不能因为做善举而有好报。[2]一方面的善是容易做到的；而一种技艺就更容易做到，所以我们在培养人才技术的同时要及时传授新的思想，注意性情的疏导和引领。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的观点，说明教育的作用具有局限性。他提出的“性情”说对宋明理学产生很大影响，也包括对现代心理学中性情说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怠惰和忌妒就是所说的根源，怠惰的人不能修养身心，而忌妒的人害怕他人有修养，所以在高尚情操的培养过程中，首要的是身心培养与性情的修炼。只有引导、修炼怠情和嫉妒，才会使人向善的一面去转化，这样才不失我们对人才培养和教育的目的。 　　二、韩愈倡导“古道”的学说 　　韩愈倡导吟读六经的文章翻阅百家的著作，对记事的作品—定记下它的要点，对立论的撰写一定探索它的头绪。对学问永不满足，务求有所收获，攻击异端邪说，排除佛、老学说，填补儒学的缺漏，阐发精深的道理；寻找那茫无头绪、行将失传的儒家道统，孤独地广泛搜寻远远继承；力挽已经倾泻的狂澜回到正途。对于儒学沉没在芬芳醇厚的典籍滋养之中，咀嚼体味当中的精华，[3]写出来的文章堆满房间。上古的典籍，先生学习《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内容博大深远，无边无际；周代的诰文、商代的《盘庚》，文词艰涩拗口：《春秋》谨严精当，《左传》铺张夸大；《易经》奇妙变化却有法则可循，《诗经》内容纯正而文辞华美；六经以下，直到《庄子》、《离骚》，《史记》，以至风格不同，却又各有特色的扬雄、司马相如的辞赋。昌黎先生的文章，可说是内容深博而文辞奔放流畅。 　　韩愈的《进学解》，内容深博而文辞奔放流畅，很有正义感。韩愈通晓治学的方法，更能融汇、吸收不同方向的学问。提倡公开、公平地提拔人才，使用聪明的、老实的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各方面的人才都得到任用。沉着委婉的人，可以表现他们特有的美态；卓越超群的人，可以显露他们非凡的才能。衡量各人的长短，恰当地加以分配任用，使每人都能人尽其才各尽所能。韩愈认为：从前孟子喜欢辩论，孔子的学说由他而得以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