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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怒人国家认同研究 　　［摘要］综观当下学界有关族群的国家认同研究，大多从族群与国家关系的互动视角来探讨，而鲜有通过全面探析族群音乐文化事项来诠释国家认同问题。本文基于对世居云南最西北、怒江的上游腹地――云南省贡山县阿怒人的实证调察，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事项，分析根植于阿怒人族性中的国家认同意识，以期在学术上增添一个解读国家认同的视角，并为探寻民族与国家何以和谐共生的问题提供一点思考。 　　［关键词］阿怒人；音乐文化；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1）05―0018―06 　　 　　近年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尤其在多民族国家更是如火如荼，蔚为壮观。但就笔者在边塞民族地区多次实地调查发现，时下被学者们热议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问题，在边塞人民观念意识里却是个颇为陌生的词汇，如：相对于学界经常引用的“族群认同”，族群身份的认同更多被束缚在诸如语言、血缘、宗教、仪式、户籍身份认定等实在因素之上，而“国家认同”则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有着一定的可塑性。以笔者实地调查的贡山县阿怒人为例，作为世居怒江峡谷古老居民的阿怒人，由于历史原因，虽自西汉起便已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但历代中原王朝主要以羁縻统治的方式来间接管理，所以，尽管阿怒人有着基于“创世记”传说而形成的“同源共母”和“汉族为大”的认同意识，但对于他们来说较为遥远模糊的中原王朝更多则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夹在周围强势族群（藏族、傈僳族等）生存缝隙中的他们只有团结族内人和强化本族群的认同方可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阿怒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国家认同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而且这些作为与中国各族群一道经历的苦难历史也往往成为阿怒人强化族群认同的集体记忆和主观经验。面对当前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冲击，阿怒地区的生存发展日益被当地人和国家重视，此时，国家认同意识则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问题。族群利益诉求更多地体现于要求国家对阿怒地区在制度和政策上提供相应的倾斜和优惠，并在各种资源的分配中享有较大的份额（如：免费安装使用广播电视、人人享有的低保、自2005年实施至今的“村村通”和村道卫生建设等工程）。当下阿怒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生活的极大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族群对国家的极大依赖以及国家对其的深刻影响，国家的概念已不再仅仅是个抽象的象征词汇，而是与阿怒人民的世俗生活息息相关的实在利益体。 　　各民族皆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工具，是与他人分享意义、表达自我的符号体系。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手段，又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并可通过文化表达着自我，而音乐作为族群外显性的文化事项，是一个族群表达自我（包括认同意识）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通过族群音乐文化生活和音乐实践活动的调查研究，可以从中探寻该族群对自身族群身份的认同，及对国家的认同意识。本文基于对贡山县阿怒人（怒族的一个分支）的多次实地考察，欲通过阿怒人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事项来探讨阿怒音乐文化中的国家认同意识。 　　“阿怒”是怒江州贡山县怒族的自称（怒族的一个支系），属于我国少小民族之一。一般认为，阿怒人是怒江北部地区最古老的居民，其进入怒江流域的时间较其他民族，如傈僳族、藏族等要早。据有关史料记载，现居怒江的各民族，包括傈僳族、独龙族、以及怒族同为远古氐羌系统乌蛮部落中的“施蛮”、“顺蛮”（唐代的称呼）的后裔，由于迁移到怒江流域的时间和路线不同，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1]阿怒人没有文字，所使用的阿怒语属于汉藏语系缅语族景颇语支，与独龙语属于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因其历史上与藏族、傈僳族等民族交往频繁，阿怒人基本上都会讲藏语和傈僳语，并能与藏族和傈僳族人交流。阿怒人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乡、茨开镇、捧当乡、云南维西县、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察瓦隆乡龙普、松塔两个村寨等地，其中以丙中洛最为集中。笔者主要调查点之一――丙中洛乡位于云南省西北端，西接贡山县独龙江乡，北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察瓦龙接壤，南临捧当乡，东隔碧罗雪山与云南迪庆州德钦县相望，自古便是云南通往西藏、四川等地的交通要道之一。该乡坐落在怒江西岸山腰一大块平坝处，全乡总面积823平方公里，境内居民大多居住在悠长的怒江两岸峡谷地带。全乡现有怒族、藏族、傈僳族、独龙族、白族、汉族等民族。至2010年末，全乡总人口6205人，其中阿怒人3159人，占50.9%，傈僳族2027人,占32.6%；藏族520人,占8.4%；独龙族305人,占4.9%。① 　　一、“本曲”――阿怒人的“创世记”之歌 　　《创世记》是阿怒人有关族群来源及人类起源的具有史诗性的民间传说。根据“创世记”民间传说的描述，天地原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