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乡村晋绥抗日根据地党与村政权二元分析.docVIP

革命与乡村晋绥抗日根据地党与村政权二元分析 　　[摘要]20世纪40年代是根据地农村发生激烈变动的年代。一方面，党成功引领了晋绥抗日根据地乡村权威的易变，以群众运动促农村革命的方式，利用行政资源引导观望与怀疑中的农民进入革命；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党员数量，忽视对新党员的培养和教育，党的革命绩效并没有得到明显提升；乡村中大量存在的村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也逐渐丧失了独立性，开始越来越鲜明地打上党的印记。另外，这一时期的乡村党政、党群关系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新乡村权威建构新社会结构的能力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晋绥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农民，村政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8-0049-06 　　 　　就近代世界而言，革命大都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或其周边地区。偏僻隔绝的乡村，似乎注定是城市革命无足轻重的陪衬。革命与乡村，用近代西方革命的标准来衡量，无疑是充满怀疑与矛盾的二元。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革命显然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占据了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党在乡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依据，并深入乡村腹地，如鱼得水般取得了革命的资源。随着党在农村的深入，革命势力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并最终取得了全国革命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位于黄土高原，处在革命前沿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革命经历显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多数抗日根据地的特点。在笔者看来，晋绥边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地处最穷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第二，较早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和“四大动员”的农村经济政策，土地开始由集中转向分散；第三，和抗战前线比是后方，和陕甘宁比，又是前线，日军的大扫荡时曾多次深入该地区。贫穷、闭塞与革命、战争构成了这里的社会生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党开始了对根据地乡村秩序的重构。但问题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经验、无法对先验的革命模式进行仿效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乡村革命中千差万别、复杂多变的具体问题。事实说明，其过程绝非坦途，而必然是一段曲折、反复的历史。 　　 　　一 　　 　　长期以来，晋绥地区受外界社会变动的影响较小，“在清末民初仍保持其一向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形态，居民与外界往来甚少”，基本保持着浓厚的封建经济原貌，农民接触可以选择的社会观念和政治信息几乎不存在。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该地区的农民在党势力进入前，除了向政府“交粮、纳税和应差”外，几乎不与政府发生关系。但1939年党的势力进入以后，这里变成了“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和前后方的交通要道，华北五大战略要地之一”，成了“中国共产党利用战时环境动员农民、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的实验场”。 　　作为寻求政权合法性和建设新秩序道路上的关键一步，党在取得晋绥地区农村的村政权后，迅速提出了“一切工作在于村”的口号，并积极推动村选运动。党在选举中寻求的是各阶层的广泛和谐和建立新制度的渠道，以确保经济和政治的革命成果。按照1939年边区政府公布的选举规则，基层行政村的村国民大会主席(即村长)和自然村的村代表、代表主任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个决定，得到了农村中占绝大多数的贫、雇中农的支持。但是，历史上历来逆来顺受的农民从未体验过民主，民主是什么样?怎样实行民主?对他们而言完全是一件稀罕的新鲜事。尽管农民对选举抱以热烈欢迎的态度，表示“一定要选自己人，选了有钱人，不好办”，但实际上他们对选举的热情却并不高，参选的积极性很差。农民们不仅很少参加竞选，即使选上了，也怕耽误农业生产，多推诿。与之相反的是，富裕的地主、富农虽然极力反对选举，认为“政府是加重我们的负担，村选就是共产的底子”，但在选举开始后，他们却表现得异常积极，频频参加选举。有的地主为竞选，一天奔走十几个村庄作演讲；在竞选大会上，甚至用激烈的言语攻击党的候选人，使之落选。这使得“许多地方轰轰烈烈改选村长的结果，当选的仍然是劣绅土豪”，党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往往一到地主当村长的村子就变质，“顶好的善政变成顶坏的苛政”。这种悖论式的结果，完全出乎党的意料。惊愕当中的党不得不将之重新定性为，普选条件下“两个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于是，摆脱了选举中的超然姿态的党，开始用行政资源来保证对选举的指导和选举的胜利。在此情况下，党和边区政府开始通过干部教育、群众集会、发传单、贴标语等形式向农民宣传党的农村纲领，加强了对农民的思想教育；甚至在儿歌中也写进了朗朗上口的歌词来赞美党的领袖”；党推荐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也无一例外的写进了“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的口号；政府亦在选举对党有利情况下，默认了举手表决、幕后开票的做法。如果必要，边区政府甚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直接动用干部操纵竞选，由政府决定当选人。i942年晋绥边区兴县孙家沟村4名候选人分别得180票、160票、17票与7票，结果得7票者以“为了保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