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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限度与可能关于重返八十年代 　　内容摘要：“重返八十年代”一时成为研究热潮。那么，“八十年代”究竟对应着怎样的历史坐标、文化坐标，何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历史想象的吸引力？“八十年代”“为何重返”，“重返”的现实依据与历史可能性是什么，“重返”的机制是如何发生的？这些成为本文的讨论关键。 　　关键词：“重返八十年代” 限度 可能性 　　一.问题缘起 　　2005年程光炜在中国人民大学为博士研究生开设了“重返八十年代”的文学讨论课。与此同时，他又和李扬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重返八十年代”研究专栏，从课堂教学到研究实践系统阐释了“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范式。而且，这一研究主题的提出和开展随之也带动了更广泛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参与和讨论。那么，我们所关心的是“八十年代”究竟对应着怎样的历史坐标、文化坐标，何以具有如此之大的历史想象的吸引力？“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重返”的现实依据与历史可能性是什么，“重返”的机制是如何发生的？“重返”能够给当前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怎样的方法论启示？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的层层解构，我们就无法真正把握“重返”的命意和真相，“重返”的效应就无法最大程度的挥发和消化。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对“重返八十年代”进行必要的问题梳理，以此观照这一问题的缘起、发展、以及当下的研究状况。当然，最要紧的仍然是透过“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的研究路径分析整理出完整的当代文学研究范式，以及能够辨析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新的对话关系。 　　实际上，“重返八十年代”这一概念并非程光炜的学术发明。早在1998年，张旭东就在《读书》发表了《重返八十年代》一文。虽然张旭东是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对“八十年代”进行的一次断面和经验回溯，但他却言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并不是自明的，在历史建构的过程中，往往都伴随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的历史真相的牺牲和遮蔽，而以这样的历史意识为前提，那么“重返八十年代”首先就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打破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历史叙事结构。正如文中所说，“但把它们汇集在一处并不是要讲述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相反，它是要抓住一个机会，以便在‘主体的历史’的废墟上，回顾一下集体神话如何在特定条件下，由无数个别的‘欲望的象征’构筑起来。这本书与其说是要解释什么，不如说是想开始整理那些本来就含混不清的事情。”①“重返”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含混”的历史面目清晰、可辨。此后，韩少功在1999年的《反思八十年代》一文中，也有着类似的说法。但将“重返八十年代”从单纯的个人历史记忆的经验回溯的视角中跳脱出来，形成系统有效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路，无疑是从程光炜、李杨开始的。其实，“重读”、“重写”、“重评”这样的“重”的行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比如新时期之初的“重评‘浩然’”、1985年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988年的“重写文学史”、九十年代的“重评‘十七年’”。这样的“重写”、“重评”的研究行为的逻辑起点首先在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自身发展的不断认识与思考，也就是说，文学在历史时间容量的不断扩大中，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中，势必存在理解方式、切入角度的不同，文学在历史与当前的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当下的历史现实带给文学研究者知识的重构和方法论的更新，以此再反身历史寻求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应该说，无论是“重评”还是“重返”，内在的逻辑理路都是双向的，一方面，居于当下历史现实的文学研究者存在一种回溯的主体姿态；另一方面，“重返”、“重评”的历史对象本身也必然存在着足够吸引文学研究者反身其中的巨大的历史能量和具有生发性的诱惑力。 　　二.“为何重返” 　　在谈及“为何重返”时，程光炜从研究对象、研究主题以及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论述：“为什么特别强调要从‘八十年代文学’研究做起。是不是因为‘八十年代’作为一个认识装置已经内化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中？这个原因很简单：一是‘八十年代’是整个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思想最为活跃和解放，同时为知识界提供了最为丰富的知识话语和思想见解的十年。如果作‘知识考古学’研究，我们发现后来二十年文学的很多现象都能在这十年找到‘起源性’、‘原点’性的资源。所以，我觉得要想了解‘新时期’、‘当代文学六十年’，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认识性装置’内化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二是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和知识都是在八十年代形成的，因为我们这代人的存在，这些思想和知识至今仍在各大院校里传播，影响着一届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所以，要整理今天之学术，应该首先整理八十年代之思想；第三，我们应该怎样在学科范围内建立起研究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意识呢？那就应该选择一个最为典型的‘年代’为对象，作为相对稳定的文学史研究的知识平台。首先把它‘历史化’，建立一种知识谱系和系统，然后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