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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语言 　　自20世纪70代年末我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开展以来，大批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科学体系的专著、教材出版面世。如刘愫贞主编的《法律语言：立法与司法的艺术》，宁致远、刘永章的《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许秋荣等人的《法律语言修辞》，余致纯主编的《法律语言学》，潘庆云的《法律语言艺术》，王洁主编的《法律语言学教程》，华尔赓等人的《法律语言概念》，陈炯的《法律语言学概述》，李振宇的《法律语言学初探》，姜剑云的《法律语言与言语研究》，彭京宜主编的《法律语用教程》等等。在大量法学著作里也都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法律语言的问题，诸如吴大英、任允正的《比较立法学》，吴大英、刘瀚等人的《中国社会主义立法问题》，高铭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孕育与诞生的过程》，谷安梁主编的《立法学》等著作。且令人瞩目的是：在20世纪西方学术界浩浩荡荡的“语言学转向”思潮的影响下，国内法律语言学界也开始关注法律语言的研究转向，专家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研究法律语言。法律语言与哲学、法律语用学、法律语言逻辑学、法律语言修辞学、法律语言语音学、法律语言心理学、法律语言与文化、法律语言方言学、法律语言语义学等法律语言学理论研究以及法庭语言研究、法庭翻译、专家作证、法律双语和多语研究等法律语言语用研究，开拓了研究领域的深度和广度。其中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研究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也试从文化角度浅谈中国古代法律语言。 　　法律语言包括各种表述法律规范的立法语言和为诉讼活动、非诉讼的法律事务服务的司法语言。从性质上来说，一方面它从属于法律。而法律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与传统、习惯等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埃尔曼认为“法律移植是将某些制度和规范从一种文化移至另一种文化。”法律文化依赖于一种久远的历史习惯和传统，是一个民族长期的生活方式、宗教伦理、思维方式等的沉淀和凝结，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民族性，深深地融会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中”，受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的影响。法律语言正是这种法律文化的载体，因此法律语言是法律文化的重要???件，是法律文化赖以形成和传承的形式与手段；同时，法律文化又是法律语言存在的背景条件，它无时无刻不对法律语言进行着渗透和控制。另一方面，法律语言又受语言特性的制约。它是民族共同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服务于一切法律活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色的语言。也可以说法律语言实际上是在行业上、专业上特殊的使用主体、特定的使用范围以及特有的使用效果形成的民族共同语的变体――法律语言这种变体。因此法律语言作为共同语的一种特殊功能变体，就语言本体研究而言，又有语言学自身的制约要素，它本身并不具备完全独立于母语的语言体系。它必须服从于母语、受制于母语。而语言是特定的民族文化形式表达思想的工具，是特定的历史文化产物，语言的文化性是语言与生俱来的一种属性。语言学者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一种主宰人类发展模式和历史背景差异的“看不见的手”。关于语言的文化意义德国哲学家莱布切尼茨曾云：“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因此作为语言范畴里的法律语言受传统的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的法律语言。从这两方面来说任何一种法律语言都是与社会文化分不开的。中国语境里的古代法律语言与世界其他民族法律语言不尽相同。它是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语言，而且这种特色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现代的法律语言。 　　首先，对中国法律语言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因素即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思维模式等文化传统。从古至今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和谐地统一的这种哲学理念，体现到社会制度上就是重整体而轻个体的思想。在以“礼”为纲，讲究自然血亲的宗法社会的中国，君主思想占主导地位，“君君臣臣”，江山社稷即国家，“国”即“君”即“家”。因此国君的圣旨、官方的命令就是国家的法律，个体须无条件服从，形成一种“家国不分”、“礼法并用”、“重义轻利”等义务本位的宗法制模式。这种政令合一的官本位思想使诉讼活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保障，而只能靠“明君”、“青天老爷”――清官廉官的出现，导致法律的伸缩空间很大。因此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法律语言运用上表现出用词简约、表达空泛、指示模糊的倾向，以我国早期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刑书《吕刑》中的一段为例说明：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唯官，唯反，唯内，唯货，唯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 　　这段引文句子形式是四字句，之间没有关联词语，仅凭内在语义联系，此种句法称为表达中的意合现象。当然这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归纳而轻分析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的。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上也是简约、经济。汉语用关键性词语去负载全句的意义，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