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初问题初探.docVIP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初问题初探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是文本的中文翻译。翻译包括不确定性、政治性、修辞性、道德性等基本原理，把握它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文本翻译至关重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本翻译 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其原著文本译文向中国民众传播并引申的过程。原著的中文翻译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近些年，研究者多注重在引申一事上用力，往往忽略了译文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理解和诠释。试想在翻译环节出现问题，那么后续根据译文进行的研究、探讨、批判、释义等工作就显得意义不大。因此，翻译过程中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精确恰当地转化为适合中国人接受的文字，可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要务。 　　一、从翻译的不确定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内涵呈现 　　无论何种文本，其间包含着作者身处文化环境的历史、传统、逻辑、语词等要素。例如德语Totalit一词，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用他来表示由各个环节构成的系统整体，贺麟将其翻译为“全体”，而他的学生梁志学在自己的译本中将其翻译为“总体”[1]p408。这就是奎因所说的“翻译的不确定性”。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同样存在对其作品整体话语体系与哲学意义的建构问题。就《共产党宣言》来说，时至今日，其中文译本已经至少在22种以上，每一种译文都不是完全相同的，更不用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译本。因马克思本身对西方古典哲学驾轻就熟，其作品里往往包含着拉丁文和希腊文中的思想元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兼顾中、德两种语境文化，还要深刻理解西方古典哲学精髓，从中挑选既符合原文词义精神又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当代语境的最合适反映的词句。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译者要精通原文本语言与翻译文本语言及文本语言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价值理念等，还要考虑到翻译内容的时代性、社会性等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将翻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至最低。 　　二、从翻译的政治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建构 　　每一位译者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或者他者的意识、观念、思维、精神，甚至是喜好、憎恶，体现到翻译过程中。这就是翻译的目的性，尤其特殊的一个是政治性目的。作为一种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产生的政治策略和文化选择，翻译的政治性体现了译者与文本在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中所展现出来的复杂关系[2]p33。这其中包括翻译的作者在哪种历史背景下，通过何种方式对原著进行翻译，其翻译行为想要获得什么政治性目的，进而以此来影响或改变历史发展进程。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翻译的历史过程中，和其理论的实践价值相比，理论本身的学术价值从来都不是译者首先考虑的因素。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政治要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出路才是我国学者翻译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中文全译本，其问世时间是1920年8月。当时正值我党成立的前期准备阶段，为了配合党的成立，陈望道将原文名称“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翻译为“共产党宣言”。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写此文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League）委托，为同盟创作一份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在1848年2月该文发表时，世界上并无共产党这一派别，共产主义者同盟也没有因此改名为共产党。从尊重和还原原著的角度来看，将其翻译为《共产主义者宣言》比较妥当。但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践层面来看，《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是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参与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使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获得了民族解放。翻译就是一种再创作，作为中文译者，尤其要考虑的是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并且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这是必要且紧迫的事。 　　三、从翻译的道德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基础 　　翻译行为即是不同语系之间文化差异的相互作用结果，其差异的阈值是由构成语系的多种因素决定的，不仅仅是语词、语法上的不同，更多的是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贺麟的主张是“以中解洋”。他认为：“翻译的哲学基础，即在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实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3]p36例如黑格尔的哲学理念若用中国古典哲学来理解，心即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外化产生实体世界。即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万物归心。这种以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固有的名词来翻译马克思经典语词的方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共产党宣言》的首句，当前普遍的翻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