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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境遇下历史反思与未来使命 　　摘要：在全球化的未来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及其超越，构建马克思主义特质的中国新文化范型，保障本土生活方式、政治模式、价值观和语言文化传统安全地融入全球化历史实践中，等等。对当下生活的矛盾特性和未来走向的清醒审视，以及对“中国化”的历史成果的反思，目的都在于廓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理论路向和理论使命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反思；当代境遇；本土社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2-0021-04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正是在社会实践需要及其历史境遇的现实展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内涵与其意义才被赋予了现实性品格。而今天，生活实践已彻底地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语境，全球多元性的生存、文化要素正不断地置换和侵蚀着社会主义的传统根基，在这样的时代遭遇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往的历史成就、当下处境及其未来使命进行历史性反思和科学审视，是当下“中国化”理论研究中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一、“中国化”当下生活语境中的矛盾特征 　　 　　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与现实生活的遭遇中不断实现对于生活本身的正确意识，建构新生活的蓝图，反思和引领现实走向未来。因而，对当下生活的矛盾特性和未来走向的清醒审视是廓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理论路向的关键。在由“全球化”、“市场”、“多元性”和“传统”等关键词所建构的现时图景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置身的位所充满着复杂矛盾： 　　第一，“量的生活”的过度膨胀与社会对“质的生活”的内在诉求之间的矛盾。“量的生活”指向一种单向度、同质化的生活，是由财富、效率、技术、消费、商业文化等所构成的，以物质增长与物欲享受为目的和准则的物化生活方式。近30年来，中国市场机制快速地成长，利益逻辑主导下的“物化”的生存模式和现代大众消费主义文化也逐渐侵入和蔓延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生活”的概念仅仅被演绎为对人的直观性欲求满足状态的表达，而其所内蕴的人性之“形而上”的价值旨趣却日渐遮蔽和消解。而在当下本土社会发展规则中，一切原本借以表征人们丰富、多元的个性发展需求及其条件的“生产”、“财富”、“教育”、“文化”等概念亦日益丧失其丰富的人文内涵，被抽象和压缩为一种单调的量化指标，成为判定社会进步、民众幸福的根本尺度。而世人表面上各种各样、意趣各异的生存理想在实质上被抽象和不自觉地规约为单向度运动――物欲竞逐。但“物欲”之后的空虚与失落，足以表明现实生活应当有更充分、更根本的意义支撑。 　　“量的生活”也是非反思性的、丧失了批判性和超越性精神的生活，包含了对于当前生存情境的一种直观性和依附性的态度，但这并非意味着是对于当下景况的绝对满意，而只是说，要被迫居于现存境域之中或是单纯肯定，或是单纯而直接地否定，并没有自觉地把“质”即把全面性的生命要素和对生命的自由自觉意义本身的实践纳入到此际的生存中，形成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生活样态。在量的生活方式下，个体生存只以适应和享受现状为根本，在貌似充实、自由的个性膨胀背后，却是生命本然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多向性意义的抽空或丧失。 　　第二，世界历史的当下同质化吞噬力与本土地域史的独立性、自觉性和连续性诉求之间的矛盾。“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原本作为分裂的、狭隘的地域性集合的世界正日益转化为作为过程性的“世界历史”整体。当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正快速而有力地消解着本土传统的生存经验、生存模式和文化逻辑，同化着我们的经验生活及自我意识，确证着马克思的预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多元化生存形式和要素的快速地彰显和扩散。全球多元性生存要素的渗入扩大了本土社会的生存视野，增进了本土生活理念的普适性，扩充了本土生活系统的内涵并提升了其对信息的接收、扩容、反馈和再生能力，增强了本土社会的开放与沟通能力。然而，多元性同时也是一种分裂、削弱和瓦解的力量，其对于本土原先生活系统的自主性、独立性却极具消解力。因此，在今天的全球化历史场景中，什么是“我们的”历史?怎样构筑和保卫“我们的”历史，维护其自主性、独立性和安全性?这已成为本土社会不得不迫切反思的问题。 　　第三，政治社会的全能化、整体化的职能传统与日益崛起的市民社会的分化和自治性诉求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迅速扩张，基于私人间利益交往关系及其他非权力性私人事务的市民社会也缓慢地从国家生活中分化并相对独立。市民社会的崛起对于增进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