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署调查特首对重构我国内地廉政机构启示.docVIP

香港廉署调查特首对重构我国内地廉政机构启示 　　[摘 要]2012年2月底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因对“特首”曾荫权就可能接受坐富豪的私人游艇、私人飞机、租住豪宅等利益而展开了立案调查，这是廉署成立38年以来第一次调查其唯一的上司即政府的最高首长，证明了在香港任何级别的公职人员均不得有特权的清廉之风，也彰显了廉政公署的组织地位及其调查的权威性，香港廉署调查“特首”也引起了对内地廉政机构设置架构的思考。为了有效解决我国内地廉政机构对遏制腐败局限性，从比较香港廉署和内地廉政机构的反腐成效出发，在廉署的权力架构、职责及监督机制设置特点的视野下，分析我国内地廉政机构的设置与运作方面的缺陷，从而提出重构我国内地廉政机构设置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香港廉政公署；廉政机构；重构；启示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57 — 04 　　一、由调查“特首”看香港廉署和内地廉政机构的反腐成效 　　因接到了对“特首”接受富豪款待（乘搭私人飞机及游艇外游）、接受红酒等礼物、在深圳租住商人豪宅，涉嫌利益输送的事的举报，香港廉政公署于2012年2月27日决定对行政长官曾荫权就可能触犯《防止贿赂条例》以及作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而立案调查，并会先派员收集证据，不排除有需要时要求涉案人，如“特首”及相关富豪向廉署提供材料。“特首”曾荫权也表示积极配合廉署的调查。廉署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立案调查，是成立以来第一次调查其唯一的上司即政府的最高首长，显示了廉政公署的组织地位与拥有法定调查权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同时也彰显了在香港任何级别的公职人员均没有特权的廉洁之风。2011年国际著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183个国家和地区清廉指数排行榜上香港以8.4分，位居第十二位，较2010年又攀升了1位。正是由于香港清廉的政府及其无特权的公职人员为香港连续15年被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这一成功的取得提供了最为关键而有力的保障。对比香港政府和公职人员的廉洁成效，反观我国内地政府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表1则显示了2003-2011年内地立案查处的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数量，虽然这些数据还不足以全面反映内地政府公职人员的贪腐状况，但也能够从一定侧面反映内地政府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腐败程度。相比我国内地廉洁方面的排名也远远在香港之后，如在2010年“透明国际”公布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大陆仅以3.5分，位列第七十八名，虽然我国内地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整顿贪腐，2011年以3.6分排名上升到七十五名，但排名仍然落后。而在预防腐败中，行之有效的廉政机构设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构建廉洁政府和保持国家公职人员清廉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如香港廉洁成效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简称ICAC）的设置与运作上，其成功设置与运作使得香港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贪腐盛行的社会跻身于目前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廉署成立38年来，调查案件超过7万件，其中大量案例是廉署针对香港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突出问题的经典之作，成为进行公众反腐倡廉教育的组成部分。公正、廉洁和秩序的观念在香港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了香港人核心价值的一部分，香港公众对廉署一直维持在90%左右的信心和超过99%工作的支持度。虽然我国内地现有专门的反贪污贿赂局及纪委、监察机关等等廉政机构，但目前我国内地这些廉政机构的设置与运作并没有使尚存的腐败局面得到显著的改观。对比廉政公署的广泛而权威的调查权力和香港“特首”曾荫权的积极态度，我国廉政机构能否实现调查权力以及调查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把手”的态度。如果“一把手”不同意、不接受，廉政机构的调查监督就不可能取得实效。一些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在做出腐败行为的同时，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阻碍廉政机构对与自身有关的腐败案件进行查处，如原广州市番禺区委书记、区政协主席梁柏楠实施了近十年的受贿行为，但纪检机关、反贪局却在这十年间碍于其作为“一把手”利用职权对自身案件的干预与牵绊，而不得不使其规避了法律制裁。未能有效遏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败疾也使得公众对内地廉政机构的信心及工作支持远远低于香港公众对廉署的公信力。公正、廉洁和秩序的观念在内地社会中还尚未形成。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内地廉政机构对于腐败的遏制还远远低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的反腐成效，其反腐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二、从香港廉政公署设置特点看我国内地廉政机构设置的缺陷 　　第一，从香港廉政公署的组织架构的独立性来看，内地廉政机构在组织人事设置上存在缺陷。从组织地位上来看，香港廉政公署以《廉政公署条例》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成立的，其本质就是一个反贪污独立调查执法机构，完全独立于政府